自然辩证法讲义（5.4万字）

前言
一、学科来源
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独创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年代就传到中国。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恩格斯曾道出核心内容：“马克思和我，可以说从德国唯心主义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辨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怎样理解辩证法？
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
客观辩证法：自然界本身联系、运动和发展的状况。
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辩证法发展的几种历史形态：
1）古代朴素辩证法；

2）近代唯心辩证法；

3）唯物辩证法；

思考题：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有何区别？

参考答案：自然的界的辩证法是自然界本身的联系、发展的状况，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却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它属于思想体系，在属于思想体系这一点上，它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没有区别。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落脚点是指客观精神的联系、发展；而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是指客观世界的联系、发展。

二、课程内容。

本课程讲义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哲学,包括它的方法论、思想内容、科学技术与文化、宗教、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等。

三、教学目标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提高对科学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等方面关系的认识，对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管理打下方法论的基础。

第一，对科学技术的哲学思想，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第二，对科学与技术思想史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

第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第四，对科学与技术本身的社会运行机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第一章 科学技术与文明

现代文明被认为是科学技术推动的，而文明又滋生科学技术，应该从科学、技术，文明之间的关系来透视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科学和技术的认知

1、科学。“科学”的“学”指得是知识体系，学说、观点、学识；“科学”的“科”指的是区别于文化、感觉、习惯、本能而可以形成逻辑体系的科目、类别，原初含义指的是涉及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科目。所以，科学指的是关于世界某一方面的知识体系，包含物理学、数学、化学、工程力学、社会学等等都是科学。有没有超越各门学科的大科学，有，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它总体上研究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形成抽象的哲学理念。

所以，科学包括二个方面的内涵：

1）科学是群体建制，以至于被认可。它与师徒传承有根本的区别，它的知识是公共知识的主要成分（公共知识是人们判断、思考的常识）。为什么？首先，科学知识是用逻辑组织起来的严密的知识体系，人们觉得它是最可靠的。其次，科学知识较其他科学更为精确，成为其他知识的典范。

2）科学是一种动态的知识体系。自然界是运动发展的，反映其发展的学说是发展的。

科学知识的分类：数学与逻辑 物质科学 生命科学

2、技术

指的是改造自然的劳动经验和技能，也指控制自然的过程创造设计的人工过程。

  技术的核心机制的设计和创新。如果说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那么技术则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

  技术的创新原则。科学是知识体系，技术则变成了知识的具体化了，而且这个具体化还是个创造与设计的过程，它的路径有很多。因此历史上曾出现过技术的两个原则：

（1）“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

（2）“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

这样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弗洛姆把它称为“坏原则”。今天技术创新的原则受到社会的制约，其规范正在探索中。

思考题：何谓科学技术？为什么科学是群体建制？

二、科学的力量

1、科学是最高意义的革命。

两次科学革命：

第一次，日心说和牛顿力学的创立；

第二次，20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创立。

现在，试图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科学领域内需求突破。

技术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家熊彼特把创新分为5种：

第一，创造某种新产品或提供新产品的质量；

第二，采用某种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

第三，开辟新市场；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

第五，建立新的企业组织。

三次产业革命：

18世纪70---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

19世纪50---20世纪60年代 电气和石化产业革命；

20世纪60----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革命。

科技革命的后果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结合才构成现实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并不是现实的生产力，为什么说它是第一生产力呢？

A科学技术能革新劳动对象；

B科学技术能革新劳动资料；

C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总之，能渗透到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中转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

三、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类长期科学活动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在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社会关系准则，这就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所称的科学的精神气质。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作为惯例的规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1、求真务实的精神。

它与宿命论和不可知论是完全相反的科学态度。爱因斯坦说：“上帝是微妙的，但不故意捉弄人”。[1]意指有自然规律虽然看不见，确是存在并可以探知的。

求真务实是通向真理之路。

以下的概念需要区分。

1）规律：客观事物基本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特点：稳定性、重复性、客观性。

对规律的两种错误的认识：

第一种，认为规律是超越事物而永恒不变的；

第二种，认为可以创造规律和消灭规律。

2）真理：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它既包括理性认识也包括感性认识。

对真理的两种错误认识：

第一种，真理是机械的相加和；

第二种，真理是可以穷尽的。

3）科学：关于世界知识的体系。可以说，科学=真理+谬误，所以不要把科学看成是绝对真理。它们的区别是：科学是对规律的反映；真理是对规律的正确反映。

2、开放精神。

反对派别，超越宗教的派别信仰，不要求信仰基础，允许争论和反驳。

3、民主精神。

民主与科学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民主精神之中不能没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之中不可或缺民主精神。科学活动是一种富含民主精神的活动。道理很简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科学活动也有权威机制，但是权威机制是为探求真理服务的，尊权威而不是唯权威。科学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不是权威的言语，所以民主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具体说来：

科学发现是民主的；

科学论证是民主的；

科学检验是民主的。

四、科技与社会。

1、技术的高风险与生活的不确定性

1）源自理论的不确定性

2）创新的不确定性

3）应用的不确定性

2、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后果

1）自我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扩张主义；

2）专家治理；

3）反主流文化：摇滚乐、致幻剂和非主流宗教作为精神的代用品大行其道。

4）反科技思潮：技术悲观论；

5）后现代思潮：去劝权威、去中心化，对“大理论”、“大哲学”、“大思想的怀疑”。

3、科技和人文的关系

1）两者相互交融，人文内涵了科技思想；

2）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想与自由的追求；

3）科技思想推动人文思想的发展；

4）人文影响科技的发展；

例如，李约瑟难题：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过一个有关中国的科技与人文的问题：“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一些答案为：

阴阳五行说的阻碍；封建专制；周期性的战乱；科举制度；直觉的思维方式；表意的中国文字。

思考题;

1、什么是科学、技术？怎样看待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怎样区分真理、科学、规律？

3、你理解的科学精神有哪些？

4、试述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关系。

5、你怎样解答李约瑟难题？ 

第二章 科学发展与自然观的变革

一、古代自然观与中世纪自然观

1、古希腊自然观。

早期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

“万物的本原是水”，“万物是活的”。学派创始人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47）：世界有其自身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界万物都是由它生长而来。

“无规定者”。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前610—前546）。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水，而是一个总量上无限，性质上没有特殊规定的东西。

“无规定的气”。米利都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前588-前525），吸收了他的老师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的思想之后，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无规定的气”。气蒸发就生成火，凝结时就变成风，然后形成云，再凝结就化成水，继而是土，最后变成石头，其他的一切，如太阳、月亮、星辰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神也是这样生成的。

“万物皆数”。米利都在公元前494年毁于波斯人的战火，但这些思维的种子被一个萨摩斯人播散到了意大利南部城市克罗顿，这个人就是比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2—前500），毕达哥拉斯的弟子菲洛拉乌（Philolaus）说，“一切可能知道的事物，都具有数；因为没有数而想象了解任何事物是不可能的。”

“火本原”：赫拉克利特（Heraclitss，盛年时期前504—501）。万物按照对立的斗争和必然性生成，一出于万物，万物出于一。

“整体论”。与赫拉克利特的同一时期，意大利南部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提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世界只存在一样东西，那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没有时间和变化。他反对感觉证据，认为感觉是我们产生变化和独立于唯一者的存在的幻象。自然虽然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但支配这种表象的是一种根本的存在，即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样，宇宙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变化的生命体，而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存在。古希腊哲学由宇宙生成论转向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原子论”。希腊东北部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os，前460？—前370？）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不可再分，原子有两种属性：大小和形状。他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原子按照一定的形状、次序和位置结合与分离，形成万物；存在着静止的绝对的虚空，原子在其中运动。
“理念”。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它包含着任何事物完美的理念；另一个是经验的或物质的世界，这是理念的不完美的复制。现实中的经验世界是充满着似是而非的假象，而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是真正的世界。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寓于造物主模仿理念创造自然界的过程之中。“四因说”。柏拉图的理念影响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32）。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他对存在有较深的研究，像“白”、“黑”、“大”、“小”这些概念反映的是事物偶性方面，而像“人”、“动物”等这样一些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的实体的存在。偶性的存在依附于实体的存在。相对于一般实体，个别实体更真实，如“苏格拉底”比一般人真实。个别实体是第一实体，他用“四因说”来说明其存在，即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形式因。质料因和形式因是最基本的，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由质料向形式的转变是有目的的，天上的事物和地上的事物有高低贵贱之分，各有各的自然位置。一切事物都有着内在运动趋向，向着目的方向发展。

思考题：怎样看待哲学思维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参考思路：1、古希腊本体论具有多元性思想，中国的道教本体“道”单一；2、古希腊理性思维抽象化程度较高，像“原子”、“四因说”超越了直观思维；3、古希腊学风崇尚科学、民主，弟子与老师的思想往往不一致，而中国学生的思想都是在解释老师的理论。

2、中世纪神学自然观

奥古斯丁的观点。公元4世纪，作为中世纪思想的先驱者，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的奠基人，西罗马主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nus，354-430）诅咒泰勒斯等人关于物质始基的观点，把柏拉图的理念变成了造物主之前就永恒存在的思想——上帝的原型，认为由于这个永恒思想的运动，才从虚无产生了水、火、土、气、原子以致宇宙万物。上帝是终极的全能的造物主。上帝创世之前没有时间和空间，时空是从上帝创世开始的，时空是有限的，上帝是永恒的并超越于时空之外。

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观点。到了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后，欧洲人开始把属于阿拉伯文的希腊、印度、阿拉伯国家的科学著作译本拉丁文，1200-1225，亚里士多德全集被翻译，他的自然哲学被宗教神学所接受和改造，成为神学自然观的根据。阿奎那研究并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加以神学观的改造。同时把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85—168）的地心学和天主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是一个由目的论制约的等级有序的整体。在这个由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山川江河从高级到低级的等级体系中，每一等级都以趋于上一等级作为自身完美的目的，而起始的原因和终极目标就是上帝。

3、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

原因。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市民为了推翻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在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它以重返古希腊和罗马的生活方式，反对中世纪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然尊古并不妨碍其修正。

在哲学观念上，文艺复兴时期与重新发现柏拉图关系重大。

柏拉图认为：学习数学是迫使灵魂达到抽象的数的理性，排斥可感性的对象。数学是进入哲学的阶梯，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基础。数是理念，甚至是最基本的理念，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因，可以离开可感觉的事物而独立存在。柏拉图学派发展了对自然界进行定量研究的传统，主张神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已经将数学的规律放入其中，因此通过心智活动是能够认识数学规律。

新柏拉图主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再次流行起来，但这时的柏拉图主义不再否认可感知的世界，而是在肯定它们的基础上，追求事物的数理结构和规律。人们开始重视可实证的事物，求助于观察的证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有以下的科学成果。

“日心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提出。

“人体构造理论”。比利时医生维萨里（Vesalius，1514-1564）提出。

“血液小循环理论”。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Serbetus，1511-1553）。

所以，“近代科学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当人们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空洞诡辩转向对自然的直接观察，近代科学就诞生了。”

泛灵论的自然观。虽然文艺复兴开创了对人、对事物的认识的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踢开神对事物的支配。在自然观上可以说来了个折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是人类灵魂映射在自然平面的折光，而且整个自然界被描述成灵魂之力的巨大幻影”。这样，把心灵和物质（mind and matter），精神和肉体（spirit and body）看作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每一件物体的终极存在是其活的要素，无论怎样解释这种活的要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心灵和精神的特性。这样，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宇宙中存在着各种神秘的力量，自然界各种难以理解的力都可以用灵魂来表达，它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种泛灵论的哲学观一直影响到16世纪的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例如，英国医生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论磁》一书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

吉尔伯特认为，真正的地球物质是一种原始的有活力的形式，原始地球物质磁与所呈现的事物中的活得要素是一致的。磁体以自愿联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通过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爱与憎把所有的物质联系起来。这样，磁体就具有了一种磁的灵魂。

这种赋予自然人格化特征并解释世界的思维方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不能真正揭示自然的奥秘，不利于人类对自然进行正确的认识。从16世纪起，人类的理性有了突破，作为知识和价值中心的上帝受到挑战。

二、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机械论自然观

1、17世纪科学发现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关系。

本体论上，科学研究者极力从自然哲学的体系中剔出神秘色彩的内容，即自然的祛魅。这种世界观来自于古代的原子论，在17世纪得到发展，没有哪一个科学领域不受到它的影响。

方法论上，人们以几何方法看待世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原理建构的。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柏拉图主义发挥了这一方法论。

在科学上，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天体运动的原因是什么？二是日心说与地心说常识（如太阳东升西落）的一致性问题。哥白尼在世时，对自己的理论也不是很乐观，他坚持研究，却很少发表自己的成果。他的理论遭到了理论自身的逻辑困境。第一，假如地球公转和自转，地球上的物体为什么不分列飞散？第二，宗教的地心说仍然具有观察的证据。

意大利人布鲁诺(1548-1600)接受了哥白尼的观点并大力宣传，他比哥白尼更激进，认为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无垠的宇宙没有中心。他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演讲，1592年回意大利后被宗教裁判所监禁。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开普勒定律。丹麦人开普勒（1546-1601）发现火星的轨道是椭圆，他把这一发现扩展到所有行星，发现了三个定律。（1）行星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单位时间内行星中同太阳中心线（向径）扫过的面积相等。（3）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和它至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T2=k·R3）.

伽利略的研究方法。荷兰眼睛商汉斯.利佩希把两组透镜和在一起，发现物体放大了，他向荷兰中央政府递交了专利申请，得到一笔奖金。伽利略得到这一消息，自己制造一家望远镜，指向天空。他看到了月面上的山丘、木星的四颗卫星、太阳黑子和自传，从经验中坚定支持哥白尼。罗马教廷警告并软禁了他，在软禁中他写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在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出版了。在书中伽利略以生动的对话形式支持哥白尼。伽利略另一个伟大的发现是自由落体定律。伽利略第三个重要发现是运动叠加原理。这是研究抛物线时发现的，伽利略认为水平方向的均速运动和垂直方向的自由落体运动同时存在于抛物体，互不干扰合成一种运动，因此，抛物线以45度仰角运动，距离最远。

笛卡尔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总结。开普勒和加伽利略确认并完成了哥白尼革命。从杰出成果来看，似乎是这些人创造了机械论自然观。实际上不是某些人创造了机械论自然观，而是时代思潮，笛卡尔赋予了机械论哲学一定程度的哲学严密性。

笛卡尔是二元哲学的代表人。他认为，人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精神是不朽和永存的，肉体是短暂的易逝的。人的精神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认识自然。自然不具有精神，是一部机械，自然界的物质按照必然性关系变化，这些变化都可以归结为机械运动。运动与思维无关。他宣称，“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能造出整个世界。”

机械论哲学的作用。美国科学史学家韦斯特福尔说：“17世纪实际上没有[1]那一种科学工作不受机械哲学的影响，而且，离开了机械论哲学，大部分工作就无法杯理解。”从17世纪起，“西方历史可以概括成科学所起的作用不断扩大，它将原来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变革为现在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早在科学革命完成以前，这种变革就开始了。”[2]

思考题：试述17世纪科学革命与机械论哲学之间的关系 

2、牛顿机械轮纲领及相关哲学。

牛顿机械论纲领。伽利略、笛卡尔的工作是奠定了机械论自然观的基础，还不足以用来解释具体。牛顿（1642-1727）用：“力”、“质量”、“动量”、“惯性”使机械论哲学具体化。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一本理论力学、天文学、宇宙学的理论基石。全书的核心是牛顿力学三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定律、作用和反作用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书中还提出了关于力的一些基本范畴。“力的概念使自然科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从此成为科学实证的范例。”尽管方法论上的实证精神，也没有组织牛顿成为一个上帝的信仰者。他晚年研究《圣经》，并在临终时候说过一些令人深思的话：“我不知道世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觉得好像只是一个在海边嬉戏的孩子，不时地为别人找到一块更光滑的卵石和更美丽的贝壳而感到高兴，而我面前浩瀚的真理海洋，却仍然是一个谜”。

机械唯物论哲学。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把科学机械论的自然观上升为机械唯物论哲学，总结出物质、运动等范畴。同时，“机械的隐喻”被广泛接受。社会、动物、人类看作是同样的机械，是没有任何生命的冲动。到了19世纪，机械论自然观得到广泛的接受。19世纪的科学几乎在机械论自然观的指导下完成的。

3、19世纪科学的发展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挑战。

星运假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明了天体运动的原因，但没有解释这种运动是怎样开始的。1755年，东普鲁士大哲学家康德（1724-1804）出版了《宇宙发展史概论》。认为太阳系起源于一片原始星云。星云最初不规则地散布在天空，由于较大粒子的吸引，使得周围的粒子向它靠拢形成天体。

血液循环的发现。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A.Vwslius 1514-1564）在大学任教期间，常常夜间跑出学校去背绞刑架的尸体回来解剖。用事实证明了人体内不存在什么永不毁坏的“复活骨”，男人和女人的肋骨是相同的，都是24根。因为观点触犯了教会，1563年要定他的死罪，由于西班牙国王的周旋，方改为让他去耶路撒冷朝拜，以赎“故意杀人之罪”，途中病死。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Servetus 1511-1553）是维萨留斯的同学，1553年他出版了《基督教的复兴》一书，用6页这样的小篇幅描写了血液循环的情景。塞尔维亚坚持人体解剖，违背了宗教不许解剖人体的禁令，又批判了权威，加之参加宗教纠纷，亵渎了圣经，被宗教裁判所烧死。英国的生理学家哈维（William Harey,1578-1657）的解剖实验得到了国王的支持，他解剖了70多种动物，通过对活蛇的解剖，发现血液是循环的，1628年出版了《动物心血运动及解剖学研究》，因这被誉为“现代生理学之父”。他无视宗教的清规戒律，由于国王的保护，没有受到迫害。

细胞学说。1665年，英国人胡克用显微镜观察软木切片时发现了细胞。随即，列文虎克发现了微生物和动物的精子，德格拉夫发现了卵子。意大利人斯帕朗扎尼通过狗的精子和卵子的试验，发现了精子在卵子中的发育过程，描述了动物的性过程。1694年，德国人卡梅腊鲁斯发现植物也有性过程。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完整的细胞学说在19世纪30年代终于形成了。1824年，法国人杜特罗歇（1776-1847）提出，动物和植物的组织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此后，德国人雷马克（1815-1865）提出精子和卵子就是一种细胞，卵子发育成生命个体的过程就是细胞分裂的过程。

生物进化论。18世纪中叶以前，人们首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普遍认为物种是不变的。随着解剖学、胚胎学的发展，生物是进化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进化论从萌芽到确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1745年，法国科学家布丰和莫泊丢等都曾著书立说，阐述生物进化的思想。1754年法国百科全书派首领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在《对自然的解释》一书中认为，一切生物皆出自一种最初的原型，彼此间有亲缘关系，物种随周围条件而发生变异。第一个系统提出进化论思想的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B.Lamarck,1744-1829），1809年他在《动物哲学》一书中第一次成功地描述了动物进化过程。他认为：（1）生物是进化而来的；（2）生物进化有两种动力，内在向上发展和环境刺激；（3）生物对环境的演化机制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以大量科学事实为根据，全面系统提出物种进化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31年达尔文带着两本书《地质学原理》（赖尔著）和《圣经》自费参加英国皇家考察船“贝格尔”号长达5年的科学考察。去过新西兰、澳大利亚、南美洲。考察中有三件事对达尔文产生影响。第一，在南美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古代巨大的哺乳动物和现在较小的犰狳（qiuyu）非常相似；在南美大陆，一些近似的动物物种，由北至南，依次代替；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多数生物具有南美生物的性状，而群岛上生物彼此有轻微的差别，这些差异是如果发生的？达尔文认为只有用逐渐进化的假说来解释，他相信物种不是上帝分别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是由另一个物种遗传下来，从而《圣经》被他抛掷一边。1859年他出版《物种起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

辩证自然观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地受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的合理之处后，提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基本思想是：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的形式转化而来；具体物质形态是暂时的，物质存在和运动是永恒的。

思考题：1、19世纪的科学发现对辩证自然观有何影响？

2、既然任何事物的时空都是有限的，宇宙是物质的，那么宇宙的时空应该是有限的，但是，宇宙的时空却是无限的，怎么解释这一矛盾？

三、当代科学突破与自然观的新探索

1、自然的简单性与复杂性之争。

简单性

大多数古代和近代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世界的本质的是简单的。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这么说过：“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多做了却是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1]爱因斯坦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自然规律的简单性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真正的概念体系必须使这种简单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保持平衡。”[2]为什么认为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呢？与以下观点有关。

1）自然的规律性。它表明自然具有机械性的确定性、固有秩序。

2）自然的外在分离性。通过分离而还原成一组基本要素。

3）自然的还原性。分子还原成原子，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分为质子和中子。

4）自然的祛魅。从物质必然性角度看待物质关系。

复杂性。

现代一些人建构起复杂性科学——系统论、混沌学、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等等。他们发现自然界存在大量的模糊性、非线性、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自然界存在结构的复杂性、边界的复杂性、运动的复杂性，具体体现在不稳定性、多连通性、非集中控制性、不可分解性、非加和性、涌现性、进化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进化能力上。

2、时空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时间与空间与物质运动无关，它是独立存在的。时间在宇宙均匀流失。虽然时间以物质运动来度量，但是，不依赖于任何外部事物，外部物质的存在不以时间的形式作为证明。空间也不受物质运动的影响。

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狭义相对论表明，时钟对于观察者静止时走得最快，对于观察者运动时会变慢。运动越快，它的时针、分针、秒针就走得越慢。广义相对论认为，时间的测量与时钟所处的场所有关。受引力场的影响，离质量大的天体（如太阳、地球）近些的钟要走得慢些。

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时空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时空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3、自然的构成性与生成性

自然的构成性。基本思想是：宇宙万物都是宇宙中基本要素的分离与结合。古希腊和机械论自然观都含有这种思想。

自然的生成性。康德星云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含有生成的思想。宇宙爆炸、粒子生成等理论把自然看成是生成的过程。生成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演化、发展的。法国哲学家伯格森把生命冲动看作万物的本质，生命冲动是一种力，一种合成之流。这种力作用的方向不是预先决定的，它是不可预测又不断创造的连续的质变过程，是包容过去又面向未来的一种现时的生命冲动。自然的构成性与生成性问题可以演化为世界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问题。

思考题：你如何看待自然简单性与复杂性？

第三章 人与自然的关系

19世纪以前的哲学家在已经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自然本身，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上，他们力图描绘自然界的原本图景，强调人的活动要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还创造了人化自然，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我们得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人类的主体性。

一、人与自然关系历史考察

1、远古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约在三四百万年前，人由古猿进化而来。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在旧石器时代（以打击制造石器），人类取得的技术很有限，几乎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生存。到了距今约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才进入到狩猎社会。人类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而存在。这时，人类已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这是人类对自然界领悟的第一个伟大成就。它说明了人类应经掌握了通过敲击和摩擦把机械能转变为热能的知识，也知道了通过燃烧利用能源的方法。火除了给人安全感之外，还大大扩展了人类生存空间，使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人类向寒带迁徙。

此时的人类依靠肌肉力量与环境作用，对自然的破坏极少，没有损害自然的恢复能力。整个自然还是呈现生产者（植物）、消费者（动物）、分解者（微生物）三极生态相。对于无法理解的事物往往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物，形成了自然神化宗教和图腾崇拜形式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拜物观念。

2、农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人类开始进入原始农业阶段。从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向农业社会转移是人类第一次产业革命。这一次产业革命意义重大。首先，它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城市化过程的雏形；其次，对文字和印刷技术的产生起到推动作用。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和谐的。总的来说，自然的制约是主要的，但是，人的作用开始有了彰显。首先，农牧业生产，开始打破了自然食物对人口的限制；其次，青铜技术和冶炼技术冲破了自然资源对生产的限制。由于食物的增加，在距今10000年至距今2000千年的8000年中，人类人口数量从532万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中人口增加了25倍。

农业文明与技术的突破相关，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人口的繁荣，人口繁荣需要向自然界攫取更多的东西，这样，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了。滥伐森林、开荒种植、冶炼污染等现象随即出现。早期人类也受到了惩罚，但却没有认识到。

例如，早期玛雅文明的崩溃。地处现在的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一带，出现了早期的玛雅社会，建起了库班城市。公元550年， 以城市为中心的玛雅人口约5000人。随着库班谷地的开辟种植庄稼，周围树木被砍伐作为燃料和建筑，人口增加了，到公元850年，人口增加到2万。但是，到了公元1000年，人口减少了一半，到了1250年，整个定居点被废除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考古学家发现，从玛雅社会的巅峰期和衰败期抽取的土壤内核里很少有树的花粉，表明那一时期，森林砍伐非常彻底。还发现这一地区被泥石流覆盖过。

3、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

工业文明时期，人在破坏着自然，同时也在咱找自己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改造、修复自然。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发展着、争论着。

人们对自然的理解有了新的角度。

首先，从自然生成的角度来理解自然。“自然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或者是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的集合所构成的系统，或者是指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该是样子所是的事物。”[1]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从“本性”的角度来理解的，人们从自然本来就是什么样子的思维来解释自然；到了近代把自然理解为所有的自然的总和，包括人工自然，把人的作用和改造理解自然为自然生成的机理。

其次，主客体两分的自然改造论。主体活动有其目的，客体是没有目的的，自然物本身不存在价值问题。由于自然客体没有内在的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所以它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而只是一个按照我们的目的被加以利用、改造、处理、统治的对象。[2]

再次，人为自然立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精神主体，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又把主体性提高到人为自然立法的高度。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则把主体推崇为推动世界自我展现、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

思考题：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有了那些改变？

二、人类中心主义

追根溯源，当代人类中心主义来自于古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和理论的优越论是古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只有理性优越论被继承和发扬了，其他的因缺乏科学根据而被世人抛弃。

1、古代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目的论：自然存在都是有目的的，人获得最高的统治权。

神学目的论：通过神而颂扬人对自然的主宰。

灵魂与肉体二元论：笛卡尔认为只有人有灵魂，有权把植物和动物当作机器来对待。

理性优越论：康德认为，人的理性使得人具有道德关怀，其他事物不具备道德关怀的资格。

2、近代人类中心主义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非人类只有工具价值，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道德之与理性存在物有关，人类有权利支配、统治、处置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在道德范围内不做损害他人的事情。

对此有很多质疑，如：人类具有理性不能被证明得到道道关怀的理由；况且人的道德也是不断扩大的，为什么再扩大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境地？

3、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主张自然没有内在的价值，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大自然。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是，从整个类，而不是从狭隘的类来考虑人类。它提倡超越国家主体、阶级主体、特权主体。

这样宣称的理由：（1）环境问题就是没有从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引起的；（2）动物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当然也是；（3）人提出的环境论理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4）人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最终要靠类来解决，要从整体上解决，放眼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对此的反驳：从人的角度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物演化的力量和权力；人类中心，忽视了自然与人是平等的关系；人类保护的是与自己相关的生态，而不是所有的生态，最终将吃苦头。

思考题：怎样看待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联系：如果人类保护与自己相关的生态环境而忽视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与竞争性将会是怎样的后果？）

三、非人类中心主义

1、动物解放论

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提倡两个原则：平等原则和功利原则。平等原则用于人类的话，是说应该平等地关系每一个人。辛格和边沁说有动物也有此权力，人类必须平等地考虑动物的权利。

这只是道德的提倡，而不是实践的原则。当人的利益与动物冲突，牺牲动物的利益是允许的，但不能为了人的边缘利益而牺牲动物利益。当必须要侵犯动物个体的时候，有环保和更大的惠顾理由才被允许。动物之间的竞争，人类要干预的话，境况较差者优先。

2、生物中心主义

法国学者史怀泽（A.Schweizer，1875-1965）第一个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尊重生物的理论学思想。他认为，尊重生命为基础的伦理学是所有主张生物与人有相同权利的伦理学基础。“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否认高级的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乏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

保罗.太勒（Paul W. Taylor）在1986年完成了《尊重大自然》一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物伦理学体系。他提出了尊重生命的原则。

（1）不伤害原则。不伤害自然中既存的好地事物，包括不杀害个体，不摧毁种群和生命共同体。

（2）不干涉原则。不限制有机体追求它好的自由，不干涉大自然发生的一切。不要捕杀它们，不管我们怎样好地对待他们，也不要把它们从自然栖息地移走。不要去操控、管理、改变自然生态系统。

（3）忠诚原则。不要打破野生动物对我们的信任，不要欺骗和误导他们，而要支持他们的欲望。诱捕和钓鱼等活动是不道德的。

（4）补偿正义原则。对个体伤害要补偿到未被伤害的境况；致死了，补偿未致死的其他个体；种群被伤害了，要永久性地保护这个种群；灭绝了，无法补偿时则补偿类似种群。

3、生态中心主义

受生态学思想的启发，生态中心主义（包括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物圈和生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遵循生物共同体的行为规则，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

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的创立者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认为，个体的重要性是由其生态的功能决定的。所以他不同意泰勒“每个生物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的观点，认为濒危物种应该得到关怀，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大经济功能的动物如蜜蜂应该比老鼠得到更多的关怀。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deep），在于对浅层生态学未曾涉及的根本问题提出质疑和追问。它对人类的任何行为表示警惕，力图探究人类动力的基本假设，目标是倡导一种与自然相协调的一种生活方式。

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主要观点比较

	浅层生态学	深层生态学
自然观	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人类能够也应该用自然规律来开发利用支配自然。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尊重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价值观	自然界的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离开人类谈价值都是胡话；人类应该保护具有工具价值的资源；人天生具有侵略性和竞争性；人类社会天生就是等级社会；社会进步反映在物质财富和技术进步上；逻辑与理性比情感和直觉更有效、更可靠。	自然界的多样性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某些部分由于具有内在价值而应受到保护；人天生具有合作性；社会等级是反自然的、令人厌恶的和可避免的；生活中精神质量和爱的关系比物质财富更重要。情感和直觉与其他知识同等重要和有效。
经济观	资源是人类的资源；如果威胁到经济增长，那么污染应当减少；生产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益；经济增长是好的，永远如此；为了增长的最大化，你必须对物质循环和控制污染的程度加以限制；经济计划应该是短期的，不应超过10年；国家和地区通过贸易而发展进步；用中央控制和生产线技术大规模制造产品是更好更有效的方式。	“资源”是生物学资源；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生产服务的目的是社会，而不是看它们能否得利；经济效益应当以提供多少充分的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用少的资源满足多少人适度的物质需要为标准；不加区别的经济增长是不好的；从长远看，所有生产应当是最小的物质消耗和循环利用；经济计划的跨度应该是几百年；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应当减少；用小规模和局部控制的手工业生产制造产品是更好更有效的方式。
技术观	科技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技术自主决定论；大规模的高技术（如核动力）是进步的标志；通过分析——把问题分解成若干部分来解决它。	科技解决环境问题是有限的；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改变社会和经济，从而改变技术，使之对我们无害；中间的适宜的和民主的技术，如可再生能源技术是进步的标志；通过综合系统地解决问题。
社会观	人们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威胁到生态平衡。	生活质量不应大幅下降，可以忍受发达国家高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适度消费和再生利用；发达国家较少的人口消耗了太多的资源更具威胁
政治观	民族国家是更重要的政治实体；能够通过社会改良解决环境问题；把环境决定权交给最适合的专家和接受科学家建议的政治家；通过议会民主决定行动方案。	区域共同体是最重要的，但它是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方式是社会的全盘变革；把环境权交给自己；通过直接民主对话解决问题。

可持续发展观

一、环境危机与增长的极限

1、消耗水平

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钢、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56%的石油、60%的天然气、50%的重要的矿产资源。

2、增长是否有极限？

“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科学家米都斯在1972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认为，地球上决定人的命运有五个因素：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人口每30年翻一番，工业生产每10年翻一番。最后恶性循环，工业基础会崩溃。

反对者的观点：（1）米都斯用的是简单的模型，不能反映五个因素的复杂关系。（2）米都斯用的是已知的储量，没有考虑有待发现的储量。（3）人口增长可能刺激人类开发技术，找到更多的资源，没有增长的极限。

3、怎样看待？

（1）虽然《增长的极限》的一些预测没有成为事实，（如预测金、锌、石油、天然气、铜等分别在1981至1993年用完），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

（2）人口危机刺激科技表面上看有道理，但要看到人口膨胀的副作用和恶性循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还不在人口膨胀上，在于体制、文化上。

因此，要看到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

4、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

（1）科技的力量虽然能减少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但不能遏制总的消耗增加的趋势。

（2）科学技术不会使“有限资源无限化”。农田、水和渔业资源的退化和衰竭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瓶颈，并引起社会动荡。

（3）知识增长、科技进步可以帮助找到新能源，但是，与人们对新旧能源的欲望增长相比，总是达不到要求，不能改变“丰饶中的纵欲过度”。

（4）环境科技应用的滞后性。对科技难以预测，酿成后果后，需要环境科技来净化，时间滞后。

5、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的简单推理

假定核聚变研究取得新的突破，重氢被用作原子能的燃料，以现在的人口计算，海水中的重氢可以供人类使用100万年，如果世界人口每年以1%的速度增加，每个人消耗量不变，那么，原来计算的100万年的储备能量在920年内被用完；如果依靠科技，每个人对重氢的消耗减少一半，人口增长速度不变，那么，海水中的重氢也只能供应990年；以太阳能为例，假定有一天我们能利用太阳能的50%（现在是0.076%），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70年翻一番），那么，我们能增加能量消耗20 000倍，但是，1000年之后，仍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控制人口比通过科技寻找能源更有效。

思考题：怎样看待“增长的极限”？

二、经济增长观与可持续发展观

1、传统的经济增长观

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发展目标来构建发展理论。GDP的增长几乎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唯一标准。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诸如贫穷、不公、稳定等问题。结果呢？由于忽视了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带来了人口膨胀、过度城市化、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恶化。

增长不等于发展。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中提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不能划等号。增长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仅有增长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国家如果不公正则不能享有发展。法国社会学家佩鲁认为，增长、发展、进步是不同的概念。增长是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是结构的辩证法，是社会各要素相互作用能力的提高；进步是指人的进步。如果增长不能促进发展则是“无发展的增长”，这是有害的。如果以物的增长代替人的发展，必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2、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1）渊源

作为一种概念，1980年首次在联合国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被提出；作为一种理论，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形成；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被各国普遍接受，并通过了《21 世纪议程》。《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体现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原则、协调原则，最终达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科学发展观

中国政府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除了可持续发展外，还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地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走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全面发展是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协调意味着各要素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它表明“发展就是硬道理 ”并不意味着“增长就是硬道理”，也不意味着“增长率就是硬道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

思考题：怎样理解科学发展观？

三、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1、工业文明对人口的影响

距今200年以前，世界人口以紧接零的缓慢速度增长着。之后发生了变化，1804年，全球人口约10亿，从10亿到20亿用了123年（1927年），从20亿到30亿用了33年（1960年），从30亿到40亿用了14年（1974年），从40亿到50亿用了13年（1997），从50亿到60亿用了13（1999年）年。

乐观的分析。联合国秘书处国际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世纪转换之际的世界人口》的报告中，提出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业化前期，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低增长。这个阶段叫做人口转变发生之前的阶段。

第二阶段，工业化起步时期，死亡率下降，出生率维持原状，人口增长加快。这个阶段叫做人口转变的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工业化后期，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个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关键阶段。

第四阶段，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此阶段是第三阶段发展的最终结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致相等。

2、建立绿色GDP

绿色GDP=传统全部最终产出—资源环境损害+环保部门新创价值。

3、建立稳态经济

把经济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将停止增长但不停止发展。此时的经济发展通过人口控制、资源生产率的技术改进、再分配等手段而实现，使得经济流量（throughput）限于在生态再生与可吸收的容量范围内。

4、从物质经济走向非物质化经济

非物质化思想。目前，世界人口增长迅速。如果想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又要把环境破坏降到最低，只能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获得更多的产品才有可能。把物质化放到整个生产过程、消费背景中去思考，减少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material input per service unit，简称MIP）。

途径：第一，封闭式物质循环，回收利用；

第二，坚固耐用的环保材料代替原来的材料；

第三，降低单位产品的物耗和能耗；

第四，不产生副产品和废物；

第五，大力发展作为文化的经济[1]

5、构建可持续消费的文化

1）自然消费。19世纪20年代前，人们需要什么才去买什么。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2）消费主义文化。19世纪20年代之后，人们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引导下进行消费。人们在广告、时尚、身份、消费的享受和炫耀的意义下消费，不仅是消费产品的物质意义，更主要是消费它的文化意义。这样，整个社会也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

商品不仅具有物质使用的特点，它是一个象征物，符号物。商品具有社会认同的符号意义。购买商品主要因为心情、档次、情调、气氛等原因，消费商品也在享受其符号意义，得到满足感。

消费主义文化的三个理念：一是少消费就是衰退；二是人类能够承担起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环；三是消费满足人的欲望。

真是这样吗？要知道，“人们并不需要大量的汽车，他们需要的是尊重。他们不需要整柜的衣服，他们需要的是感觉自己有吸引力，另外，他们需要刺激、多样化和美丽。人们也不需要电子娱乐，他们需要的是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等等。人们需要认同、团体、挑战、被承认，爱和欢乐。如果想要用物质的东西来填补这一需要，那就无异于对真实的和从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一大堆错误的解决办法。在对物质增长的渴望背后有一项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心理上的空虚。一个社会如果承认并明确提出其非物质需要，并找到非物质的方向来满足它们，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只需要低得多的物质和能量产出，并且可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类满足。”

3）可持续消费文化。考虑的问题是：自己的真正需要；产品是否误导消费；产品是非损害环境；尊严与商品的符号无关。

6、发展亲自然的科技解决环境问题

在科学本体论上，提倡从自然的祛魅到自然的返魅。量子力学和生态学显示了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动物行为学将主体性赋予了动物一定的根据；复杂性科学表明自然的某些系统具有目的性。

在科学认识论上，从主客体的改造关系走向人类社会、人化自然、天然自然的相互作用上认识科学活动。

在方法论上，简单性原则和复杂性原则相结合。不仅要研究规律性的方面，而且要研究非规律性的方面。

思考题：建立生态文明有哪些方法？

科学方法论

19世纪末，欧洲哲学的风貌大致是这样：黑格尔的传统慢慢衰退，学者们不能从原来的哲学传统中了解愈来愈变迁的世界，哲学思辨从欧洲中心转移到一些边远地带，如英美。同时，欧洲旧中心却发展出就有活力的新路径：胡塞尔反对心理主义、历史主义，弗列格（G.Frege）也反对那充满历史味和心理味的那些东西。随着19世纪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欧洲旧中心的哲学明显地走出一条清晰的、非历史的、非心理性的路径。这些路径体现为：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

一、历史能做什么？

历史被教科书记载着，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记载着历史的结论：定律、原理、过程。然而，不可避免的，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说教、让人去掌握这些定律，人们由此获得科学观。但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科学观，不能与实际情况吻合，而且还有误导的情况。正如根据观光指南和语言教科书不能掌握一个国家文化的全貌，而且还有误导一样。

教科书的通常方法是：叙述“观察”、“定律”、“理论”。让人感到科学方法就是收集教科书所述的各种资料作一些操作技术，如果是这样，则大大歪曲了科学的本质。

如果教科书是对人们所搜集的方法、理论的汇总，那么科学家就是那些对汇总有所增益的人。如果沿着“科学累计发展观”的道路研究下去，发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段时间被证明是科学的东西，被后来的另一时间段否定了，原来作为科学信仰的东西被否决了，被否定掉的东西原来是被叫做科学的，现在被叫做科学的东西，不能保证将来被否定掉。这样，“科学是一个个人贡献的累计过程”就值得怀疑。

科学不能被描绘成个人贡献的累计，科学史观就要发生变革。科学史学家不再在科学中寻找永恒的要素，而是寻找科学革命的方法。

思考题：你怎样看待教科书所蕴含的方法论

二、常态科学

1、常态科学与范式

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是指以过去的科学成就为基础所从事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就是某一科学社群在某一时间内所公认的研究基础。[1]

常态科学的体现：教科书、著作。

常态科学的特征：

⑴学术成就空前，能吸引敌对者归附；

⑵留有问题让一群研究者去研究。[2]

范式：具有常态科学两个特征的定律、理论、设计、操作。可以把它理解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模型”。如托勒密天文学、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动力学、牛顿力学、粒子光学或波动光学等可以被称为范式。

常态科学的产生：

⑴从世界观的应用中产生，如亚里士多德、伯拉图的原子、理念等推知世界存在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

⑵从错误中发现，培根认为真理从错误中浮现，很难[3]从混乱中获得；

⑶从公认的理性中获得。

百家争鸣与范式的统治。由于范式的出现，“科学史上百家争鸣的现象后来的确消失了，而且显然不会再现。” 科学家在接受范式之后，不必从第一原理谈起，而是从创造性地工作谈起，把一般原理阐述的工作留给教科书去完成，他去探讨书中未尽的地方，去发现新的东西。

2、常态科学的本质

常态科学通过范式体现，故透过常态科学与范式的关系来探讨常态科学的本质。

⑴范式是一种典范（paradigm），并非绝对真理。

⑵范式形成之后，限制了常态科学的目的。“科学家平常并不想发明新理论，而且他们也不容忍别人提出新的学说”。

⑶范式使研究局限于一处，但使研究细化。

⑷常态科学的内在机制：范式失效，自动解除对科学研究的限制。

范式对常态科学有限制作用，但是，“不管怎样，在典范还是很成功的时期，该学界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而若不是该学界之成员对典范的忠诚信仰及孜孜遵循，这些问题不可能被想出来，更不可能被研究。这一阶段所获致的学术成就，至少有一部分会有永久的价值。”

3、常态科学是解谜（puzzle）活动

⑴不是指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如：设计永久和平方案，攻克癌症。

⑵也不是指那种简单的游戏，如拼图游戏。

⑶是指那些可以检测解谜人的创造力或技巧的那一类问题。

⑷谜是指在典范的保证下，它们有答案，但这种答案的寻找具有挑战性，能吸引科学社群。换言之，缺乏科学社群与信仰，就无法完成对这谜的解答。

⑸谜的魅力：它能吸引外围人群参加；只要足够高明，就能解谜；前人没有解，或者解得不够漂亮。

⑹解谜得益于对典范的信念，在信念的支持下发现许多规则，如用牛顿定律解释月球运动。解谜是学科发展的过程。

⑺寻找规则除了受典范的影响外，还受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

⑻总之，典范指导解谜，解谜制定和丰富规则。

思考题：试述常态科学与范式的关系

三、科学革命

1、典范的优先性

确定了共同典范，并不等于确定了大家都接受的规则。对于规则，科学社群有更多的争论。

1）寻找规则比寻找典范更难，寻找规则的结果更令研究者难以满意。

2）矛盾中的优先：对典范阐释的不一致，并不阻碍典范的指导角色。

3）典范优先，是指它作为研究的前提，有了特定的指谓（典范），才能对特别的现象进行研究。

4）典范无需规则介入便能决定常态科学的内容。从历史上看，任何个人都是从基本的范式入手去研究，然后发现和重复规则。

5）对典范的争论增加了寻找规则的负担，但这并不影响典范的优先指导性。

6）典范的优先性仍适合于范式革命，典范革命仍就在寻找新的范式。

2、异常现象与科学发现

1）怎样看待异常现象？相对于典范所提供的期望而言，不符合即是异常。

2）异常现场出现的十分困难，它以抗拒来呈现自己，并且人们以希望出现的结果来烘托它。这样，即使是异常现场，也被解释为正常。科学共同体往往以原有的范式来解释它，直到真的觉得异常后，才调整原有的范畴，使这个异常现象称为理所当然，这时科学发现才算完成。

3）异常现象与常态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常态科学在新生事物出现时，常抑制其活动，但最终能有效地促成新事物的出现。

3、危机与新理论的建构

1）对典范的质疑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存在，这是理论生态的常事，但由于缺乏危机故不被理睬。

2）危机是指对原来典范的怀疑，选择新的解释。

3）危机的意义：发明新理论并不是一件难事，科学家却极少从事发明新理论的工作，科学家致力于典范的解释，探究问题的本质，使问题更精微地解决。只有当问题解决不了时才产生危机。为什么科学家不愿意从事改变范式的工作，如同改变工作母机，费时、费力、费钱。所以，危机的意义就是改变范式的时机到了。

4、对危机的反应

1）放弃原来的典范不仅仅是因为典范与异常的比较，还是因为典范与典范的比较。

2）科学家遇到典范与异常现象并不会抛弃原来的典范，而是去修正典范，使反例顺理成章。

3）科学家的“真”与科学行为是矛盾的。“真”要求科学家不断地去解构科学，不局限于典范，但其行为却是去完善典范。

4）科学研究离不开范式的指导，如果遇到反例或异常现象而放弃范式，这样是纯经验主义，不叫科学，科学是不排除理性活动的过程。

5）科学家试图以理论符合实际时，若查出异常现象，通常的反应是等着瞧，尤其是常态科学有许多有待解决问题的时候。

6）危机加剧的原因：异常现象引发危机，仅仅是现象而言，但使典范符合异常的过程中引发的危机是使小麻烦的异常现象转为大问题的源头。

7）危机的标志：当一个常态科学变得不像是用典范解谜的时候，常态科学进入危机与异常科学阶段。

8）危机的结束方式：

A承认原典范的破灭，屡试而失败；

B原则上采纳新典范，但新典范还不能解决问题；

C对新典范是否接受有相当的争论。

9）哲学思维在非常态研究中的作用：科学家常借助于哲学思维，使理论符合普遍的逻辑，虽然科学家并不想当哲学家，但科学家的哲学思维是排除不了的。

10）非常态研究的成果是量变中的质变，新典范雏形往往是突然地出现。

11）新典范的创立中，偶然中有必然，提出者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刚进入这个学科不久的人，因为他们在常态科学中陷溺不深。

5、科学革命的本质

1）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过程中非积累性事件，其中旧典范全部或部分被一个与旧典范不能并列的新典范所取代。

2）科学革命类似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经常是社群中的一些人感到现存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当时环境的一些问题；而科学革命则是科学社群中一些人感到用现有典范无法有效探讨自然界某一现象。

思考题：科学革命的一般途径有哪些？

参考答案：常态科学、典范优先、异常现象、危机与建构、革命解决。

科技管理方法论(1)

一、技术创新、知识管理与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的关系。

 1、相互关系

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密切相关，管理制度是技术创新的环境，而管理制度源自于管理思想，管理思想与产生它哲学方法论密切相关。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在产生发展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到底形成了哪些哲学方法论？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在理论上弄清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有哪些，第二，辩证地看待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的借鉴作用。

 

2、管理思想与哲学方法论的关系

西方社会对管理思想的研究分为工具主义方法和基础主义方法，前者研究具体的管理操作方法，后者研究管理基础理论，哲学方法论被归为基础主义方法之一。由于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西方对管理思想中哲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很少，所出现的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判定。如管理思想史学家克劳德和雷恩的著作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方法论，并且指出，一些管理思想家的思想具有哲学方法论。英国的格里斯利开始有意识地总结这些哲学方法论，但侧重于从总体上分析，没有联系到管理思想家的具体过程。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方法论与管理思想家的理论基础（本体论）密切相关，哲学方法论是管理思想家形成理论的根本方法，也是指导管理实践的根本方法。 它们的逻辑关系是：哲学方法论催化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形成后，在方法论的引导下化为实践的具体操作方法。

    根据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科学管理时期管理思想重要的奠基人物有：泰罗、法约尔、韦伯；社会科学时期的有福利特、梅奥、巴纳德、厄威克等；丛林化时代有圣吉、沙因、阿基里斯等。这样，以奠基性作品为根据，在舒尔茨、邓肯分类的基础上，西方管理思想具有哲学思维的理论归为以下12种。

 

 

现 代 西 方 管 理 思想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

科学管理时代 一般管理理论（代表人物法约尔）

官僚集权制组织理论（代表人物韦伯）

社会人假说理论（代表人物梅奥）

社会人时代 管理的辩证法理论（代表人物福利特）

组织协作理论（代表人物巴纳德）

企业中人的特性理论（代表人物麦格雷戈）

个性与组织关系理论（代表人物阿基里斯）

多元探索时代 决策理论（代表人物西蒙）

经验理论（代表人物德鲁克）

企业文化理论（代表人物沙因）

学习型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圣吉）

 

以上12种管理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据有复杂的纵横关系，可以梳理为以下7种，这7种与管理思想的关系为：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

1）、科学理性方法 一般管理理论（代表人物法约尔）

官僚集权组织理论（代表人物韦伯）

2）、社会分析方法 社会人假说理论（代表人物梅奥）

管理的辩证法理论（代表人物福利特）

3）、系统分析方法 组织协作理论（代表人物巴纳德）

学习型组织理论（代表人物圣吉）

4）人性假设方法 企业中人的特性理论（代表人物麦格雷戈）

5）文化分析方法 企业文化理论（代表人物沙因）

6）有限理性方法 决策理论（代表人物西蒙）

7）经验主义方法 经验理论（代表人物德鲁克）

科技管理方法论(2)

(二、效率至上的实证主义方法

  管理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确保每名员工实现最大化的成功。——泰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管理却相当落后，并且一般都建立在经验和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缺乏科学的根据。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美国、法国、德国几乎同时都有科学管理运动，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1] “科学管理原理”、“一般管理理论”和“官僚集权制理论”是科学管理运动的杰出成果。

　１、管理为何要实证？

管理理论被实证才能证明是科学的。科学管理起源于现代，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管理理论不能被实证。自从管理理论能被实证起，才被认为是科学的，故泰罗自信地把他的管理理论叫做“科学管理原理”。

不过，管理理论即使运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也难以证明其理论是科学的。因为，管理的实验是不可重复的，管理的实践都是个案，用个案去证明管理理论的正确性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自从科学主导了生活，人们就相信管理中有科学；既然管理中有科学，那么管理理论是否符合科学应该有一种方法来证明。即使泰罗提出了实证方法，但与管理实践的个案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存在矛盾。怎样来解决这一矛盾呢？只有在实证方法中加一个标准，才能证明管理理论的科学性。

泰罗提出了效率标准，这就为他的“科学管理原理”找到了实证坐标，可以超越单个管理实践的局限性，只要在实践中被实证为效率最优，那么管理理论就是科学的。

 ２、实证标准。

“效率标准”不仅为实证提供了坐标体系，而且倡导了一种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归纳为：效率至上、争当一流工人、劳资双方共同协作。这一精神把科学管理原理与效率标准联系起来：管理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能提高效率。泰罗的科学管理不是强迫式的管理，而是在组织效率目标下的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的激励，以达到合力最佳的效果。他的这一精神符合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精神（效率第一，自由竞争），所以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尤其得到厂家的欢迎。

由于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效率至上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赞同，美国的一些政客不得不考虑科学管理的负面社会效应，评论家和政治家时对科学管理理念有争执，泰罗并不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去世的。尽管如此，效率至上还是被业主所采纳，它符合工厂主的利益。可以说，泰罗制的后继者们把效率至上发展为效率管理观。效率专家大批出现，“他们向雇佣他们的雇主许诺他们能大大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2]

泰罗的效率标准不仅在企业界引起反响，在社会管理中也成为了主流意识。美国工业革命是在赶超英国，效率是美国追求的第一目标，效率管理观自然进入国家意识，罗斯福总统还提过“国家效率”的概念。

作为时代精神的效率标准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泰罗的后继者们使效率主义的理念渗入了政治和企业的经营当中，形成了一种普遍接受的哲学理念。亨利·甘特继泰罗之后再度论起用经济手段提升效率，认为财富的增加是社会的趋势，一个人富裕起来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穷下去。只要劳资双方合作，就能从不对抗的状态中分配财富，生产的效率就必然能搞好。如果合作生财，冲突自然化解，因为财富是可以通过劳动得来，总量会不断地增加，人与人之间对财富的争夺，不要着眼于现有的总量，而要从发展的总量上来分割。劳资双方合作各得其所，为了尽快地满足各自的所需，从效率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亨利·甘特的这一思想是洛克思想的现代翻版，洛克认为财富起源于劳动，认为谁劳动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

从洛克、泰罗到甘特，所论及的效率标准就蕴含了矛盾，即劳动者与自然资源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他们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是区域内所有人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企业开发资源获得的财富不能完全归企业所有。局限在企业范围内的效率管理观对社会是个攻击性的侵害。　　

　　３、实证方法

 具体方法是效仿工程力学建立管理学。

19世纪末，工程力学是能被证明是科学的典范，因为这门学科已经不再是单靠经验和猜测，而是建立了可以实证的普遍原理。泰罗认为，管理学应该效仿工程力学，管理的“技术”可以细化并上升为普遍的“原理要素”，这种要素，不再是少数人从管理中观察得来的“模糊抽象”，而是可以被实证和推广的理性具体。

工程力学的原理在许多学科得到推广，一时成为人们探究世界的世界观，在哲学史上被称为机械决定论。[3]泰罗自然也深受时代哲学的影响，《工厂管理》一文便可见“科学管理原理”与机械决定论之间的关系。

按常规理解，泰罗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之后，交出版社付梓，巨著就这样形成了。可是，19世纪末，人们并不是把管理理论看作是科学，要使一本管理著作为广大管理者所接受，还需要特殊人群的支持。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支撑点是工程力学，只要取得工程力学界权威人士对这本书的认可，说服力就大大加强。于是，泰罗与1910年1月最先向美国机械师协会敬献其手稿“科学管理原理”。[4] 

哲学方法是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

工程力学提倡对力进行分解和还原，再计算总体合力，把这个理论扩大和普及就成了哲学上讲的还原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渗透着还原论的精神实质，原理的四个方面都体现了还原论的精髓。

“动作研究”是对流程的还原；“科学挑选工人”是对个体能力的还原；“协作”是对总体力的还原；“劳资分工”是对职责的还原。工人的技能，个体适合干什么工作，甚至分配都可以用还原法来研究。“上述的一切，都意味着对每个工人进行个别研究和区别对待，而在过去确实把他们圈在大集体里进行处理的。”[5]

泰罗的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早期工业化的时代，需要管理帮助资本主义经济健康、快速地运作，而管理学的理论还未成熟，只能师从其他学科。由于物理学的成功和影响，管理学深受其方法论的影响。物理学的方法以分解、还原为基本的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仿效了这一方法，把管理中的人、物、流程等看成是可以分解和还原的。

泰罗探索管理科学所运用的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代表了思维方式的革命。工业社会的发展总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探索方式往往移植为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科学家努力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和圣经中去探索自然的法则，结果他们发现甚少；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家，开创了科学研究的新思维。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从实验、调查的角度研究自然的必然性，开创了科学的理性时代，技术随即取得突破，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方法论被移植到其他科学，《科学管理原理》就是管理学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代表作。

在泰罗《科学管理原理》出版之前，美国产业界就面临经济管理理论的选择问题。就工厂主而言，他们不会选择马尔萨斯的人口调节理论，因为那是关于劳资平衡的社会问题，离身边的具体问题较远；业主也不会选择马克思批判性的革命理论，因为不愿意自动交出管理权。工厂主在“货币诱因理论”和“工资钢铁定律”之间进行比较选择。

可以说，“货币诱因理论”和“工资钢铁定律”就是论述工厂主该如何管理。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最大的管理问题仍然是劳动力问题。业主认为生产效率低下，起因是工人的怠工和故意限制产量。因此，美国一些为业主考虑的经济学家想开辟一个的经济驱动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自然，18世纪斯密的“货币诱因理论”在美国找到了市场并得到发扬。美国企业家，在实践上逐步采取了雇工参与企业分红的政策。“到1887年，已经有30多家公司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利润分红。”[6]可以看出，美国的业主在经济管理的比较选择中分为两派，一派仍然实施原来的“工资钢铁定律”，另一派采取“货币诱因理论”，后者是少数派。

 ４、泰罗制方法的适合范围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方法我国曾经用过，现在该对这些方法反思。

第一， 泰罗效率至上的实证主义方法只适合于企业管理研究但不适合企业之外的管理研究。

泰罗制管理方法在美国得到推广，并且冠以科学管理的名字。陆军军械部部长威廉·克罗泽将军，选出两个兵工厂试验泰罗制管理。在马萨诸州沃特顿兵工厂的工时研究和其他一些方法得到顺利进行，但在伊利诺伊州罗克艾兰兵工厂却遇到了麻烦。因工人反对实施泰罗制，未能实施。沃特顿兵工厂对泰罗制的试验也未能完全进行，“在1911年8月沃特顿兵工厂爆发了实施泰罗制以来的第一次罢工，”“有人向国会提出，沃特顿的罢工是由于实行泰罗制使工人受到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待造成的。”[7]于是，众议院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目的是对事不对人，更不是追究泰罗的责任，而是调查泰罗制是否可行。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基本上是站在工会和劳工的立场上的，在召开的意见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对泰罗的提问是深刻的又充满着火药味的。引发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企业挑选第一流的工人，那些非第一流的工人是否排出在管理之外？且看听证会上的对话：

主席：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好工人，而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又非出于本人的责任，那么，他是否也应该象一位好工人一样地好好生活？

泰罗先生：他不能生活得象好工人那样好，否则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而事实上情况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

主席：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你提出，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头等”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

泰罗先生：主席先生，我现在准备回答你的问题，我思想中显然想到“二等”工人中有两类工人：一类是从身体条件上能够工作但却拒绝工作；另一类是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不适宜于做那份工作。这就是二等工人中的两类工人。

主席：那么，科学管理打算如何照顾他们那些在某一行业中的非“头等”工人呢？

泰罗先生：我不管他们。

主席：科学管理不能容纳这些人吗？

泰罗先生：对一个能唱歌但又不愿意唱歌的鸟来说，科学管理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主席：我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鸟的问题。

泰 罗先生：能够工作又不愿意工作的人在科学管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照顾的。[8]

泰罗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科学管理原理的局限性。当然，工业革命呈现的社会矛盾不可能由管理来全部解决。有的是政治问题，有的是社会问题。泰罗所思考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企业的效率问题，至于就整个社会而言不是泰罗所能解决得了的。与泰罗同时代的管理大师戴乐尔曾把只适合于业主管理的方法叫做“工厂学理管理法”。 戴乐尔认为，“学理管理法之根源是雇主与雇工均获最大之利益”。“学理管理法之要诀：各工人均按时施教使之相互友善。不令领工者驱之太甚，亦勿任工人自由无度。故密切管理之人及共同组织，实为学理管理法之重要原素。”[9]显然，“学理管理法”局限在工厂内部，局限在雇主对员工“宽大”与“慷慨”，这样才能获得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效率至上原则不适合于社会管理。

美国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政府往往扮演一个中立角色，来审视和调查一种方法是否可行，我国往往由政府来包办一切。我国开始实行企业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的时候，并不会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在实践中边做边巩固好的方法和更正错误的做法。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是在下岗分流后，由政府给城市居民的津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津贴可以理解为下岗得到的补偿，或者个人所占国家股应得的部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自由资本竞争的美国，政府往往不考虑个人的国家股部分，公有制成分比例很少，政府往往从局外来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的“非一流”的工人的生活问题。我国企业经营的理念，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泰罗制管理的延续，但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即下岗工人怎么办的问题，也是困扰政府的大问题。后来由政府统筹经费，并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费，并没有把负担留给企业，这是一项创举。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农民岂不吃亏了，他们没有享受到特别优惠。为了平衡这个差距，后来国家对农民实行了农业生产税费免征。总之，“挑选第一流工人”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我国仍然存在，还需在实践中继续寻找解决的方法。

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内部组织的强弱是相互转换的。效率管理观针对企业组织是有市场的，但对整个系统未必有市场。如果把组织比作一个篮球队，科学管理的效率原则，挑选第一流工人原则，标准化原则是完全可以应用得上的。一个球队的球员是要在最佳年龄、最佳技能的条件下被选入，一旦外围有了强于他的生力军，被挤掉是理所当然的，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也面临这一命运。如果把管理扩大到球队的外围，即球队的环境，这几个管理原则就显得勉强，甚至是从真理走到了谬误。球队的观众、经济基础、文化氛围是基本不能替换的，对这些因素的管理不能遵从这些原则，对这些要素的管理需要同一、和谐、幸福的管理理念。管理本身内含着管理组织内部和协调外部的两手，如果只重视一方，势必走向形而上学的定势之中。

美国管理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中，就尖锐批判过科学管理思想，称“泰罗思想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它把效率置于伦理道德之上。”[10]这一批评是有分量的，也说明美国人开始用大众伦理和环境伦理来审视一个时代的管理观。泰罗是个理性至上主义者，常用简单必然的管理理念处理管理中劳资双方的主体定位。他的格言是：“管理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确保每名员工实现最大化的成功。”效率至上、挑选一流工人、标准机械化程序，都是强强联合的理念。生态的辩证法不会让强强的联合走的太远，因强产生的二流工人问题就困扰了美国的社会，因效率的极度泛滥，无暇顾及环境的副产品，因工作空间的遥控权掌握在强者手中，其他人群的生态位怎么安置？这一问题在当时就由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尖锐地向泰罗提出来。在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内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历史选择了泰罗的管理体制，因为它太符合一个民族的追赶式的发展，对日本、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马克思认为，在人不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里，社会的发展总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效率理念也曾一度成为美国、日本、中国发展阶段的经济管理理念。其间贫富差距的拉开、强强联合等措施贯穿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任何理论都具有时空的相对性和真理的实用性，美国人用效率理念跨过了工业革命以后，反思环境问题和社会雇工问题，渐渐放弃了效率至上的原则，对劳工的养老金问题要求雇主优先考虑，对追求效率而损害环境的企业不再姑息迁就。罗斯福的国家效率理念也退位于社会效率，政客们每次选举听到的声音不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多少，而是保证多少人就业，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我国的经济管理理念也在逐步摆脱泰罗制的影响，原来的“多快好省”变成了“又好又快” ，粗放型生产要素的投入，变成了集约型要素的投入。

第三，强强联合的策略也不适合于社会管理。《科学管理原理》的适应性是相当有限的，只适合于强强联合。我国曾一度使用优化组合的理念，事实证明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成立，走向更大的范围就象当年美国一样产生了社会问题。泰罗效率之上的目的是为雇主创造效益，让受雇者也得到好处。为了让两者都不吃亏，就要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既能产生效益又能照顾雇员的好处。只有第一流的工人才能与科学作业流程相匹配，这样就遇到了工人“下岗”的问题，第二流、第三流工人的就业怎么办？《科学管理原理》回答不了。美国用了随后三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我国也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险金”制度。

科技管理方法论(3

三、基础主义方法

  管理，就是实现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亨利·法约尔

与泰罗不同，法约尔[1]管理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是基础主义方法[2]。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不再局限在工业流程的管理上。法约尔发现，工业管理的应用范围有限，以前的管理思想形成的方法是以个人经验为根据，个人的管理经验很难理论化、普遍化，因而不适用于管理教学和推广。法约尔认为管理思想探索方法应该是去追求内在的基础性的一般理论，其《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则体现了这一方法。法约尔基础主义的方法带有辩证的性质，要求灵活性地运用管理的一般原则。

1、探索基础

法约尔认为管理理论应该是：“通过一般经验尝试和检验过的原则、规律、方法和程序。”可是，就是这个“一般”却很难办到！有许多管理者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为理论，但用于指导更多人的实践时，不是不系统就是出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管理者的经验是局部的并且不容易向其它管理者或管理学生推广。”[3]

法约尔为什么把表达他管理思想的书名定为《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他认为“工业管理”是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相通的地方，而一般管理就是他要提倡的地方。泰罗总结的是工业生产流程的管理，没有涉及到流程以外的管理，很多人误解了管理的实质，总拿生产流程的管理来当作组织普遍的管理，结果互相不能借鉴，而否认了管理学的存在，否认了管理理论的共性。法约尔大声疾呼这个一般：“大千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大的、小的、工业、商业、政治以及宗教，管理都发挥主导作用，且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4]法约尔的“一般”意味着总结管理的基础、共性、原则。因法约尔概括一般性的管理理论，后来的一些管理学研究者把法约尔看作现代管理理论的奠基人。

探索“一般管理理论”的现实原因是管理职能化趋势的要求。法约尔所在的时代，还没有职业化管理阶层，但法约尔已经敏感到管理走向职能化，管理人员走向职业化是企业组织活动的趋势。现在组织阶梯层次对管理和技术含量的要求体现了这一趋势。在组织的阶梯中，从底层到高层，是从对技术要求最强、对管理要求最弱到对技术要求最弱、对管理要求最强。越到组织上层，管理的“一般”属性就越一致。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分工导致了管理的职能化趋势：“劳动分工不仅应用于技术工作上，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工作，只要这些工作或多或少涉及到由多个人完成，或需要多种类型能力的，就都概莫能外。劳动分工的结果是职能专业化和权力分离。”[5]

法约尔自己也是从一名工程师逐步被提升为管理者，经历了从对技术要求最强到最弱，以及对管理要求从最弱到最强的过程。故认为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管理职能化最终将从技术职能化中分离出来，它是一体化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所必须的方法。各个专业都有职能化的管理，只有协调各工种的共同协作的“一般管理”才是管理的实质。

２、抽象与具体

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是他研究管理要素的基础。这些原则是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其内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在运用时不能把它们当作死板的教条。早期的工厂管理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些管理原则，“法约尔的贡献在与把这些原则整理成理性认识”。由于目前的管理文献很多都是以法约尔的观点和术语为基础的，因而看不出法约尔的独创性，在他那个时代，法约尔的思想具有启发性，是管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6]

对已经存在的管理原则进行概括，提炼普遍本质的过程是抽象的过程；对抽象原则的规律性的阐释是理性具体的过程。哪些原则来自于法约尔的首创已无从考证，但法约尔思维的方法是可以通过其对管理原则的理性阐述而被认识，这就是抽象与理性具体。

法约尔的抽象成果即他概括的管理的14项原则，它们是：“ 一、劳动分工 。二、权力与责任。三、纪律。四、统一指挥。五、统一领导 。六、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七、人员的报酬。八、集中。九、等级制度。十、秩序 。十一、公平 。十二、人员稳定。十三、首创精神 十四、人员的团结”[7]

法约尔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原则的理性具体，他对权力于责任、公平、领导、分配等都作了理性具体化的阐释，这些阐释体现他发现理论所用的方法。法约尔对管理一般原则的理性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分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权力的一般规则。

权力、等级制度是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管理“一般”等级不象政治组织那样遵照绝对的上下级关系，应注重横向交流。

法约尔对管理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管理中的权力和组织，并把这些区别于封建等级制度。在管理型组织中，等级链也是必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来位置。他说：“人们熟悉物品秩序的规则；每件东西都有一个位置，每件东西都在它的位置上。社会秩序也同样：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每个人都在它的位置上。”[8]

“等级链”当然不是法约尔发明，人类历史的政治统治都是通过等级链来完成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当然是统治权，讲究的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当政治没有走向科学时，政治的内容是对人性的摧残，对被统治者的武力和精神的管制。当政治走向科学时，决策民主化，围绕一个发展目标时，走向那个目标的方法就有科学和不科学之分。最能有效地达到目标的过程是被认为是科学的。

法约尔在管理“一般”理论上的突破是，在承认权力等级的基础上，寻找到信息交流的最佳方案。法约尔发现，对等级制度加以科学的改造，就能变为“一般”的管理方法，而不是原来的统治方法。法约尔的创新在于提倡从基层到高层的传输过程中，同平台的管理阶层的交流、反馈。从而把 “等级链”建成一个保证实施管理的结构。

第二、“一般”管理包括优化组合。

泰罗要提倡企业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法约尔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管理的目标是追求最佳效率，因而要求合力最佳，让最佳人选进入工作岗位，这也是“一般”管理的要求。在“管理的原则要素”这一章中，法约尔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

“为了使领导所在单位处于良好的状态，领导应该淘汰或建议淘汰那些不管什么原因而造成没有能力很好完成自己工作的人。这是重要的，常常又是艰巨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例如，对一个地位高、受尊敬、受爱戴的老服务员来说，他做过许多工作，但他的工作能力不知不觉地减弱了。以致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这种人就应该淘汰。那么谁来当淘汰这种人的裁决者呢？谁来确定执行的确切日期呢？只有领导人才能承担这种工作，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原则，任何规章可为他的职责作辩护。 -----领导是整体利益的裁决者与负责者，只有整体利益迫使他及时地执行这项措施。职责已确定，领导应该灵活地、勇敢地完成这项任务。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9]

只不过他很幸运，“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这一思想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工人的反对。而同时代的泰罗因提出“挑选第一流的工人”而遭到工会的反对和参议院的调查。

第三、“一般”管理应贯彻“公平”管理理念。

法约尔认为：“在对待员工时，应该重视他们希望得到公平和平等的愿望，这些是应该在对待员工时重视的问题。为了尽量满足员工的需要，不要忽略任何原则，不要丢弃整体利益，企业领导应该经常尽己所能，努力使公平感深入各级人员的心中。”[10]企业管理仅有公道是不够的，公道体现在契约关系中，而公平体现在给与员工机会的均等和契约外关系的公道行为。进而他解释道：“为什么说公平而不说公道？公道是实现已订立的协定。但这些协定不能什么都预测到，要经常地说明它，补充其不足之处。为了鼓励其所属人员能全心全意和无限忠诚地执行他的职责，应该慈善地对待他。公平就是由慈善与公道产生的。公平不排斥刚毅，也不排斥严格。做事公平要求有理智、有经验、并有善良的性格。在对待所属人员时，应该特别注意他们希望公平，希望平等的这些愿望。为了给与这些要求以最大的满足，而同时又不忽视任何原则，不忘掉总体利益，企业领导应经常把自己最大能力发挥出来，努力使公平感深入各级人员。”[11]

第四、“一般”管理包括领导以身作则和服从整体利益。

法约尔解释说，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关键在于领导做好榜样。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条原则是说：“在一个企业里，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利益不能置于企业利益之上，一个家庭的利益应先于其一个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应高于一个公民或一些公民的利益。似乎不必再以这条原则提醒人们了。然而无知、贪婪、自私，懒惰、懦弱以及人类的一切冲动总是使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忘掉整体利益。这是一场要持久进行的斗争。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范畴但却同样重要的利益，要尽力把它们处理好，这是政府方面最大的难题之一。成功的办法是：（1）领导人的坚定性和好的榜样；（2）尽可能签定公平的协定；（3）认真的监督。”[12]

第五，领导者除了达到道德层次的要求外，还应具备能力层次的“一般品格”。所有的管理人员都应该具有下列的品质和能力：

“1、身体条件：健康，精力充沛，谈吐清楚。

2、智力条件：具有理解和学习的能力，判断能力，精神饱满和适用能力。

3、精神条件：有干劲，坚定不移，愿意承担责任，主动，忠诚，刚毅，有尊严。

4、全面教育：一般地熟悉不完全属于所执行的任何职能的问题。

5、特别的知识：任何职能所特有的知识，技术的职能、商业的职能、财政的职能、管理的职能等等。

6、经验：从本质工作中获得的知识。这就是把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教训加以整理。”[13]

对管理人员“一般品格”的要求是法约尔理想化模式，似乎带有法国资产阶级优越感，普通人难以达到这些条件。任何领导者都有能力缺陷，追求全才是不可能办到的。只要各种人才在组织中互补，以合作的方式就能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

第六、“一般”管理仅仅是共性的管理方法，不应包括分配方法。

泰罗明确提出计件工资，要求业主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或以分红的形式分发给第一流的工人，以刺激生产。而法约尔则反对工人分红，认为分红混淆了资方与劳方地区别。显然，法约尔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讨论企业的分配问题。他说：“工人——让工人参与分红的想法非常诱人，似乎是从这里应该得到劳资的协调。但这种分红的实际可行的办法还没有找到。在大企业里，至今工人参加分红总是遇到执行上的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我们注意到分红不能存在于那些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宗教团体、慈善事业、科学学会-----），也不可能存在于经济亏损的企业。因此就排除了一大批企业进行工人分红。剩下来，在经济繁荣的企业里，调解和谐企业和雇主的利益的愿望以法国煤矿与冶金企业最为强烈。然而在这些企业里我没有见到过明确地实行工人分红。我们可以断定：工人分红非常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事实上也很困难。--------总之，分红是一种酬报的方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但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14]

３、灵活性原则

管理的一般原则虽然是基础性的原则，但实践者运用这些原则指导实践却要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法约尔对一般管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原则的灵活性作了解释：“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其它职能涉及原料和机器，而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社会组织的健康和正常活动取决于某些条件，人们将这些条件不加区别地称之为原则、规律和规则。我更喜欢用原则这个词，但应使它摆脱死板的概念。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从不两次使用同一原则，因为应当注意到各种可变的条件，同样也应注意到人的不同和注意许多其它可变的因素。

因此，原则是灵活的，是可以适应于一切需要的，问题在于懂得使用它。这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由机制和经验合成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是一个管理人的主要才能之一。管理的原理可以有很多，并无限度。所有的加强社会组织或便利其发挥作用的管理规章和程序都属于原则，至少只要经验证明其够得上这个高度评价时，它就属于原则。事物状态的变化可以引起规章的变化，因为后者是由前者决定的。”[15]

可以分析出，法约尔把原理原则的各个方面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因“劳动分工”才会引发管理的“一般原则”。要使分工产生整体效益，必须有“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集中”、“等级制度”、“秩序”。要使整体利益最优，必须使个体的需要得到相对“公平”的满足，必须考虑“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和“人员团结问题”。这十四个方面最能体现法约尔的创新的是“统一指挥”、“等级制度”和“首创精神”。其他方面也赋予了新的内涵。

法约尔“管理的一般原则”不再局限在生产流程的效率管理上，涉及到组织从生产到分配的各个方面。法约尔的“管理的一般原则”实质上是指管理所涉及的范围，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范围，而是包括生产在内的组织系统范围。

法约尔在“管理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的职能 ”，即“管理的要素”。“管理的一般原则”和“管理的职能”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涉及管理的范围和要求，后者涉及工作的内容。法约尔对“管理职能”（管理的要素）的解释是：

“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计划，就是实行探索未来、制定行动计划；

组织，就是建立企业的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

指挥，就是使成员发挥作用；

协调，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及力量；

控制，就是注意是否一切都按已制订的规章和下达的命令进行。

因此可以理解，管理既不是一种独有的特权，也不是企业经理或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它同别的基本职能一样，是一种分配于领导人与整个组织成员之间的职能。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管理同领导混淆起来。领导，就是寻求从企业拥有的所有资源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引导企业达到它的目标，就是保证六项基本职能的顺利完成。”[16]

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基本上沿袭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对“管理的一般原则”的阐释，一派是按照科学理性来阐释的，一派是按照艺术原则来阐释的。前派认为管理是一种科学，后派认为管理是一种艺术。无论是哪一派，都在继续追求这种“一般”的共性，把这种共性作为一般的管理原理。两派对管理职能（“要素”）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都认为管理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但对怎样实施计划、组织，则争论不一。

４、借鉴“一般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雷恩是这样来评价法约尔的著作在当时被人忽视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历史很难对他的贡献作出全面的估量。在为一些人撰写墓志铭时，考虑的不够不成熟，不能全面地肯定他们，后来又增加一些对他们的评价。”事实上也是如此，法约尔死后，他的著作才具有影响力。法约尔在晚年（1918年退休到1925年逝世）成立了一个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旨在推广“法约尔主义”。在他逝世前不久，这个中心同法国“泰罗主义”研究中心合并，成立了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从名字上看是研究组织的中心。法约尔的思想对我国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影响，应对此有所反思。

第一，注意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合理性。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承认技术专家在提高效率中的作用，但这一作用不能滥用到“一般管理”上来。有技术水平不等于有管理水平。在组织的整体性上，管理水平比技术水平更重要。局限在生产流程的速度管理不一定适合于企业系统。在今天人们也未必理解法约尔这一思想。如人们头脑中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观点，就是忽视了管理的一般适用性。对于具体操作，是这样，只有内行懂门道，外行的瞎指挥是毫无道理的。对于系统管理却不是这样。管理要协调多种“内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内行”。因此，一般性的管理超越了行业和分工的限制。1908年法约尔为冶金工业协会准备了一篇论文，明显表达了“一般管理”的作用。他认为，在企业活动中的“一般管理”没有被完全理解，人们往往倾向听信于技术专家的意见；而技术专家的意见有可能因缺乏管理的知识和程序而在实践中行不通。“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一个管理能力不错而技术平庸的人一般要比一个技术出色而管理能力平庸的领导人要有价值的多。”[17]法约尔这一思想，四十年之后才被美国人所理解，现在才被我国所认同。在某些方面我国还在犯技术专家治国、治省、治厂的错误，而缺乏“一般管理”的方法。

事物都是辩证的，技术专家可以成为管理者，但认为只有技术专家才可以成为管理者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管理的智慧是在实践中诞生的，是在解决问题的众多头脑中脱颖而出的，可能产生于技术人员、财务人员、内勤人员的头脑、也可能产生于领导者的头脑。

第二，法约尔对领导者应具备的“一般品格”的分析可能导致重文凭的形式主义。

即使领导者具备“一般品格”，有学历也具有一定的经验，也不能证明他会管理。从我国已有的实践事例上看，历史曾把很多拥有文凭却缺乏管理水平，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推上了领导岗位。这些人按照机械程序办事，给下属造成了一些伤害。只有战争管理和球队管理不认这些形式规则，合适者居其位。

第三，慎用能者管理的思想。

法约尔具有明显的能者居管理之位的思想。（可能与他本人是能者，又属于统治阶级这一阶级属性有关）。能者管理在工商企业当中是普遍的信条，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是，在社会管理中能者管理未必行得通。社会不排斥非能者，凡能者和非能者都要有生存的空间和管理权力。在法约尔之后，美国人对能者管理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讨论了诸如领导人实行权力的法律手段是什么？领导人能否根据能力挑选出来？多数授权和少数授权的合法性问题？齐诺克和罗尔斯广泛讨论了授权问题。罗尔斯赞成多数人授权，而齐诺克明显反对多数人的授权，认为它同历史上的少数人的授权一样是不科学的。齐诺克实质上继承了法约尔的能者管理的思想。理论尽管有争论，美国在社会管理中已经抛弃了能者统治的思想。美国人宁愿找个智商中上的人当总统，这样既可以防止社会知识的分化，又可以制约能者当总统的愚民政策。在我国能者管理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场，这一思想需要接受新的检验。

科技管理方法论(4

四、　结构主义方法

经验表明，纯粹的官僚集权式行政组织——各种独裁式的官僚集权组织——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效率的。——马克斯·韦伯 

克劳德·小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都没有写韦伯的管理思想，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论及到韦伯的官僚集权制思想，粗略提了下韦伯组织理论对巴纳德组织研究产生了影响，再也没有论及这一理论的后来发展。西方的管理思想重点思考的是可实证的能以效率来衡量的管理，如企业管理。其实韦伯考虑的是社会效率，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不仅论述了一般社会组织结构还论述了经济组织结构。其理论针对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社会组织。泰罗、法约尔的科学理性可以直接与实证、抽象联系起来，韦伯其实也是科学理性，不过对科学理性的追求方式不同，他是用结构主义[1]的思维方法来解决企业管理问题。

　　１、寻求结构

韦伯[2]对经济组织的研究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受“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想用一种理性引导经济组织。另一个是因对美国与德国经济组织的比较研究，引发建立“官僚集权制”的想法。据雷恩介绍，韦伯于1904年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圣路易斯召开的信仰社会学的一个会议，有机会实地考察美国的资本主义。他看到的美国与德国的经济有所不同，美国的制造业和通讯、交通结成了网络，得到了一体化的发展。大型企业依托交通、通讯而发展，交通、通讯依靠企业来供血。在德国大规模的企业仅仅限于化工、冶金和机械制造的联合上，并且形成了垄断的局面，政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垄断的危害。美国虽然也形成了垄断，但政府干预严重，美国曾一度形成反托拉斯法，鼓励竞争而反对垄断。韦伯把看到的这种自由竞争的精神比作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旋律。[3]

继而韦伯围绕着经济组织的矛盾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大型企业是否需要垄断性的卡特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可以形成大型组织并遵照市场竞争的规律来经营？这些大型组织能否理性而系统的运行？[4]说的更为具体点，就是这些大型组织如何走出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为社会做贡献？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国家目前所要考虑的问题。

韦伯找到的答案是官僚集权。意思是通过设立官职或者职位来进行管理，不是通过个人或者世袭来进行管理。[5]韦伯受到了美国和托拉斯组织的互动的影响。美国对垄断有着深刻的仇恨，因为清教徒背弃英国来到美国的精神支柱之一就是反皇权的垄断，延伸到经济领域就是反经济的垄断，这一精神一直延伸到今天，微远公司也曾被起诉，欲被裁为两截，培养一个对手来与其竞争。美国的篮球联赛不会让一个球队永远赢，最厉害的球队没有选新秀的优先权。这就是美国新教伦理的精神。韦伯当年看到的美国新教伦理精神，激发了他对德国管理模式的思考。当时德国的情况与美国不一样，德国的卡特尔不用担心政府的干预，由于垄断，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这使韦伯很不安，他从社会发展的理性出发，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需要卡特尔垄断组织？如果允许它存在，能否用一种机制来约束它，让它以竞争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垄断者的身份出现。对于经济组织来说，可以制约其垄断行为，对于教会、政府，是否也可以用一种机制来制约其行为？经济集团的垄断引发了韦伯对组织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想设计一个合理的经济体制来使经济组织健康地运行。韦伯设计了权力和组织活动之间的关系，运作这些关系就可以实现组织的目标。

　　２、最佳结构

韦伯发现，任何一种组织都是靠行使某种权力才得以达到组织目标。权力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韦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被社会接受的权力种类，也可以叫做三种合法的纯粹的形式（Pure types of legitimate authority）。之所以“合法”，因为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被社会广泛所接受，具有权力建构的基础。[6]这三种是：

“（1）合理性基础上的权力，诸如依照法律来发布命令或者依靠权力地位来发布命令；

（2）传统形式的权力，依靠古老的传统的习俗来行使的权力；

（3）魅力型（charismatic）权力 ,以尊严、英雄主义品格、信仰为基础行使权力。”[7]

第一种相当于省长、厂长行使权力，权力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第二种相当于族长、酋长行使权力，权力建立在传统的习俗基础之上；第三种相当于主持、教头、会长、偶象行使权力，权力建立在宗教和崇拜基础之上。如果用这种理论回视中国封建社会的话，合理性权力居首，传统习俗权力次之，魅力型权力再次之。

之所以叫“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韦伯的解释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这当然像平常一样，并不影响以尽可能纯粹的形式来确定概念。”[8] 雷恩对韦伯“纯粹的形式”之意也作了解释：“在实践中出现的，可能是各种组织形式的联合或混合物，但韦伯想确定一种形式的特性是出于理论分析的目的，这一模型可以使小规模的企业向大规模专业化管理过渡”。[9]这一“过渡”就是在经济组织中引进官僚集权制。

合理性的权力，依赖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来维系，是上级对下级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存在于企业、政府机关、军事单位等等。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依靠职位的等级来规定，由职务决定了权力的等级和服从关系。传统形式的权力靠信仰、崇拜来维系，它来源于早期的神职权力。在亚洲的一些政教合一国家，传统性的权力超过了合理性的权力。魅力性的权力，靠个人的魅力来维系，在我国居于重要地位。个人往往因为具有魅力、威信被正式组织考察被委以重任。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威信有魅力的人对合理性权力职位的人构成重大威胁。

在上述三种的纯粹权力的形式中，韦伯认为，只有合理性权力既合法又合理，它是建构当前和未来组织形式的理论根据。因为：

“（1）它为管理的连续性提供了基础；

（2) 它是合理的，担任管理职务的人是按照他能完成任务的能力来挑选的；

（3）领导人具有行使权力的法律手段；

（4）所有的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是按照完成组织任务所必需的职能加以仔细划分的。

对比之下，传统形式的权力不那么有效，因为领导人不是根据能力来挑选的，而且这种组织还维护过去的传统。同样，魅力型权力太感情用事和太不合理了，因为它回避规章和程序。”[10]

有了理论根据，下一步该是建构最佳的组织结构。韦伯的“官僚集权制”（科层制）就是他要倡导的最佳组织结构。韦伯设立的“官僚集权制”（科层制）是这样的一番情形：

（1）实行管理分工，明确规定每个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并把权力和职责岗位化和合法化。

（2）各种公职或者职位按照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链条。

（3）根据正式考核或者训练、教育或获得的技术资格来挑选组织中所有的成员。

（4）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任命的，不需要选举；但公共关系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

（5）行政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他们是专制的公职人员。

（6）行政人员不是他所辖的那个企业的所有者。

（7）行政人员要遵守有关他的官方职责的规定、纪律和约束。这些规则不应以个人情感而改变，而应适应于所有的情况。[11]

可以看出韦伯和泰罗在科学理性上具有相似之处，他们两个都认为管理意味着在知识基础上行使控制。[12]管理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是靠人的主观臆断。泰罗设立科学管理的三条规则，韦伯则构想出“官僚集权”组织理论。

从现实的根据来说，韦伯提出“官僚集权制”组织理论，目的是为了制约经济组织的垄断，免得这些组织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他明显摆脱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马基亚维里的君主权力论的影响，走向了现实的官僚管理制度的研究。在韦伯所提倡的合法性统治的官僚制里，“官员们”已经不再是封建等级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官员”合法性的基础是知识和能力，而不是拥有财产的依据。官员们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1、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

2、处于固定的等级制度之中；

3、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

4、根据专业业务任职资格任命——在最合理的情况下，通过考试获得的、通过证书确认的专业业务资格；

6、采用固定的货币薪金支付报酬，大多数有权领取退休金。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私营企业里）主子方面有权解聘，不过官员方面也总是有权辞职的；薪金首先依照官价的等级分级，同时也根据职位的责任，此外，还根据身份地位的原则；

7、把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的主要的职业；

8、可看清自己的前程：职务升迁根据年资或政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取决于上司的评价；

9、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占为己有；

10、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和纪律监督。”[13]

相对于我国而言，“官僚集权制”新颖的地方体现在：“官僚集权制”不仅仅是针对政治组织，还针对经济组织；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公职人员的资格（我国在行政组织已经采用，经济组织还未曾采用，其他国家也未曾采用）；仅负责人通过选举，其他公职人员通过任命担任职务；就经济组织（企业）而言，政企分开，企业老板不能既是这家企业的行政人员；行政人员领取固定薪金，他们是专制的公职人员。

如果行政人员在企业工作，薪金来自何处？是来自政府还是所工作的企业？韦伯著作未曾明说，韦伯的侧重点在于论述经济组织与官僚集权制的融合，毕竟设计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可能忽略了工资来源的论述。这一问题对我国来说却是很重要，如果企业公职人员的薪金来自企业，有可能站在企业立场工作，其社会公职属性可能被侵蚀掉，如果来自政府，则形成较强的制约关系。不论工资的来源，韦伯在经济组织设立官僚集权制“行政管理班子”的思想是明确的，在论述官僚集权制中官员们的情况的时候，就提到了企业官员与业主的关系（见上文“官僚集权”解释中的（6）见下文官员们情况（6））。韦伯说，“这种制度（指‘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在赢利经济的企业里，或者在慈善机构或者任何其它追随个人的思想目的或者物质目的的企事业里，以及在政治的或者僧侣统治的团体里，都同样可以应用，而且在历史上（或多或少明显地接近这个类型）也是可资证明的。”[14]

　　　３、制约关系

韦伯的社会管理思想反映了德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德国步英国之后，工业化的进程迅速。但也存在问题，工业发展的方向受到了德国家族体制的限制。即使经济组织趋向一体化，但却形成了家族垄断。英国先前曾有过这种情况，斯密的办法是从经济体制内寻找办法，提倡自由竞争和贸易。以为有了竞争，家族制的垄断就不攻自破。韦伯则从体制的制约方面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只要形成制约体制，经济组织的垄断就会消除，自由竞争才能得到保护。雷恩对韦伯这一方法有过分析：“马克斯·韦伯试图摆脱传统的和神授的领导和组织，他试图为权力建立一个合理合法的基础，以及为挑选人员和进行各种活动作出秩序的安排。”[15]从纯技术观点来看，建立官僚集权式的制约关系是能够防止经济组织的垄断，并且官僚集权式组织是能够取得最大效益的。撇开制约垄断和整体效率目的，从社会转型和进化的角度，建立“官僚集权制”的制约关系也是必要的。当人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以后，原有的散漫习气在组织中仍然存在，对人进行必要的控制是合理的手段。

韦伯认为，使组织结构合理性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体制上的制约关系。韦伯和斯密的目的相同，都是制约垄断和提高整体效率。斯密用的是纯经济方法，韦伯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方法。[16]韦伯认为这两者结合才能效果最佳。

“任何合理的政策，在手段上都利用经济的取向，而且任何政策都可以服务于经济的目的。同样地，虽然在理论上不是任何经济，但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在我们的现代条件下，需要通过国家的法律强制来保证支配权。也就是说，通过可能采用暴力的威胁以期获得和贯彻对形式上合法的支配权的保证。然而，这种由暴力保护的经济不是暴力。在稳定性、精确性、可靠性等方面，它比其他组织形式显得优越。”[17]

德国处在一个由家庭企业解体朝大企业崛起的关键时期，韦伯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有人把它比作德国的亚当·斯密。[18]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是生产力逐步提高的原因，分工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分工带来城市化的发展。财产增加的方式是靠资本的流通和贸易，及土地的自然产物。要发展一国的财富要鼓励自由贸易，通过它提高生产力。自由贸易的思想符合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十分欣赏这一点，怎么样也不能让经济垄断组织来破坏自由贸易。韦伯发现，在新的经济组织中出现了类似旧传统的封建垄断，对此他提出政治控制。以技术能力和知识能力的官僚集权来取代老式的家族基础上的垄断，改变权力的结构形式，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韦伯认为，合理的结构能够让富者有信心，但能抑制富者更富。韦伯提倡在经济体制中引进“官僚集权制”的目的在于抑制德国的经济垄断。因为企业中的“行政人员不是他所辖的那个企业的所有者”，行政人员就可能站在社会多数人的立场来协调业主和社会的经济利润。这样，富人垄断资源和价格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但是，“官僚集权制”必须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否则会让想发财的人没有动力。韦伯也担心采用官僚集权体系抑制企业垄断，会让一心想发财的野心家止步。对此他也有疑惑：一想到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除了那些致力于成为大人物的小人物，想要别人一无所有，就让人不寒而栗。-------而这种官僚集权的情绪足以让一个人绝望。[19]不过韦伯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他的阶级倾向仍然是资产阶级立场，只是不想让富者成为垄断寡头。在有差别的社会里让官僚集权组织朝系统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从深层次分析，韦伯研究经济与社会所用的哲学方法与结构主义思维是基本一致的。从时间上分析，结构主义的理论形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莱维-施特劳斯等哲学家系统总结。但结构主义思维早就出现了，韦伯的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就是早期结构主义思维形式之一。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还不是一个哲学流派，因为它是一个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理论等不同的领域。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有新含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包括结构、秩序、系统、关系、整体、记号、模型、无意识结构等。[20]结构主义认为关系由一定的结构所决定，关系决定要素，关系对于要素来说由优先的重要性。结构就是一种创造，把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组合形成新的关系。对事物新的关系的建立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结构，建立新结构就是建立新秩序。科学探究的目的就是寻找要素之间的内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方法就是科学理性方法。

韦伯不自觉地领悟到了结构对于组织合理性的重要意义。合理的结构既是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社会理性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界，植物和食草动物是对立的二元，这两者之间并不构成稳定的结构，必须有一个中介食肉动物。如果没有食肉动物，食草动物和植物之间不构成稳定的生态平衡，会出现一段时间植物在一定区域被消耗殆尽，接下来是食草动物的大量饿死。要等下一轮的植被的出现，才能有食草动物数量的回升。许多物种在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中将会被淘汰。但有了食肉动物的第三元，形成了稳定的三元结构，使生态平衡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韦伯的“官僚集权制”实质上提倡的是经济体制的三元制约结构。企业和顾客是对立的二元关系，这两者如果没有第三元的参与，其后果也是难以控制的。企业和顾客关系的第三元就是政府。在韦伯那里就是经济组织中“科层制”官员。政府、企业、顾客形成稳定的社会经营三元结构，便由此演化出生产动态的辩证法。虽然韦伯的著作里没有用“结构主义”等词来论证其哲学方法论。但“官僚集权体制”确实体现了企业、社会、政府的相互制约的结构主义思维。韦伯是早期“三元结构”理论的天才萌芽。虽然企业没有实行行政组织的官僚集权制（科层制），但三元结构，各国政府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可和运用了。

　　４、“官僚集权制”与我国国企体制

韦伯在经济组织中实行“官僚集权制”的想法至今也没有实现，因而被认为是理想模式。但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公职人员必须具有技术资格的理论却被社会所认可。当然这些并不是韦伯所发明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了这个先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地方行政首脑经过选举产生，但不是终生的。公务员经过考核和任命，是终生的。韦伯的创新在于，他把英国模式和经济组织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发明官僚集权的关系模式。韦伯很乐观地看待了这一体系。认为官僚集权组织体现了理想的行政管理体系。

经验表明，纯粹的官僚集权式行政组织——各种独裁式的官僚集权组织——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效率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组织对人进行必要的控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在目标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它比任何其他形式都要优越。它是组织负责人及相关人能对组织的结果做出十分精确的估计。归根结底，这种组织在效率和范围上都比其它组织优越，而且能正式运用于各种行政管理的任务。[21]

韦伯经济组织的“官僚集权制”，与我国的国有企业倒是有些相似。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官员都是经组织部考察，由党委和政府指派，具有行政级别。企业领导拿企业的工资，其工资还可以高于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一原因也导致了国企缺乏制约关系，其政企不分的弊端已经根深蒂固了。企业领导代表谁？很难界定，他至少有四种角色。第一，他代表政府，因为受政府指派；第二，他代表企业，因为他是法人代表或者法人组织成员；第三，他代表职工，职工靠企业吃饭；第四他代表个人。角色定位不清，导致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政府官员的协调上。他可能只注意两件事，企业利润和人事关系。只要有利润，被撤职的理由不成立；只要搞好关系，连续被任命有保障。只要产品的毒素、添加剂不致人到危险的地步，他可能不会留意产品的质量。这是体制之弊端，有待进一步改革。

小结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受机械论（还原论）、比较方法论的影响 ，把效率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泰罗用机械主义的方法解决作业流程问题，用比较的方法来解决经济管理中企业挑选工人和激励工人的问题。总之，泰罗的方法体现了分析归纳、效率至上、可实证的原则。

法约尔发现个别经验不可取，但通行的原则是可以贯通的，故他留意的是“一般”的管理问题。他对管理实践中的方法进行抽象和理性具体，形成一般性的基础性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他提倡运用基础性的理论要注意整体性和灵活性。

韦伯的方法扩展了科学理性的内涵，对管理思想的探索除了实证和抽象之外，还可以追求一种合理的组织结构来实现效率。韦伯追求的是社会效率，探索的是经济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他以解决经济组织的矛盾为出发点，研究并论证合理性权力（官僚集权制）对组织结构的重要性，认为维护组织合理性的方法是建立组织的制约关系，市场、企业和官僚集权体制是保证组织健康运行的制约性结构。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科学理性方法源自泰罗、法约尔、韦伯的研究方法，在随后的行为科学阶段，这一方法被辩证地否定，在管理思想的丛林化时代融入到决策、系统等学派之中，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提出来。科学理性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借鉴科学理性方法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科技管理方法论(5

五、 解决劳资矛盾的社会分析方法

一个社会在谋求技术的进展之外还要获得每一个的有效的参与和合作。——梅奥

最优秀的领导者知道如何使他的追随者感受到自己的权力，而不仅仅是承认他的权力。——福利特

 

学科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在批判谬误中发展真理。管理思想在经历了 “经济人假说”之后，一个霍桑试验对“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开创了新的管理思维的时代，雷恩把它称之为“社会人时代。”理论总是不完善的，这是真理之路。“科学管理原理”在争论中被业主接受，其运作不到15年，梅奥等人从霍桑试验中意外发现了科学方法解释不了的人的行为。继而对管理研究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反思，反对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纯经济手段，提出运用社会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管理，福利特把社会分析方法进一步理性具体。

 

与物理学的“紫外灾难”类似，霍桑试验打破了管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物理学方法被质疑。梅奥发现物理学的机械主义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管理学的研究，用科技征服自然的方法搬运到管理领域来是不适合的，管理学的问题解决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

梅奥理论核心“社会人假说”建立在社会分析而不是自然分析的基础之上。“社会人假说”借用了科学假说的程序，但这一方法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工作中的物理要素，而是企业以及社会的人际关系因素。

在实践中梅奥提倡的方法是劳资之间进行合作而不是斗争。其合作理论的根据是“社会人假说”，并且“合作”还具有病理学和试验基础。

社会分析方法转化为具体的企业分析方法需要有一个桥梁，福利特运用理性具体探究了跨越这个桥梁的方法。

企业的劳资矛盾是管理问题的关键点，福利特认为社会处理劳资矛盾的办法有两个：斗争和协商。对于劳资冲突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件坏事，而要把它看作是“建设性冲突”。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矛盾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利用“建设性冲突”的最好办法是企业民主。领导不要刻意去追求权威，而要让员工认识到他们拥有权力。员工可以向企业提出建议，措施，由领导去认可这些建议；而不是由领导提出建议，让员工去认可、执行。

科学管理是福利特追求的目标，她要求权力让位于科学的程序。科学的涵义不是为了说明经理有权做某事，而是以思考、争论代替权力。组织的集体力量的整合和产业民主是最好的科学管理方法。

　 解决劳资矛盾的社会分析方法的积极意义是，这一方法抓住管理的主要矛盾，对科学理性方法进行了否定。但是，科学理性方法应该有其合理性的地方，应该对其辩证地否定而不能全盘抛弃，应该批判性地借鉴，避免重视社会分析而忽略科学理性方法的积极性。

 

六、 基于组织发展的系统分析方法

正式组织是一种自觉的、有意的、有目的的一种协作。

权威实质上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官僚途径。——巴纳德

只有通过个人学习，组织才能学习；虽然个人学习并不保证组织也在学习，但是没有个人学习，组织学习无从开始。

最成功的企业将会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1]——圣吉

 

管理思想中的社会系统学派与其方法论有直接的渊源，其理论既是哲学阐述，又是方法论的理性具体。早期代表人物是巴纳德，[2]巴纳德把合理主义的推论与组织的研究结合起来。协作理论是他研究组织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人们结成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智力和价值。组织能满足个体的物质诱因和精神诱因。受到环境的制约，成功的组织并不多，且短命。超越组织的限制，唯协作方法。协作既是组织长寿的方法，又是实现个人无法单独实现目标的途径。巴纳德以社会学家的高瞻远瞩看待组织，又以物理学家的细致态度来分析组织，他把系统分析的方法应用于组织分析和经理人员的职能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行为科学研究的深入，管理思想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其代表性的成果。从方法论来说，“学习型组织”是对巴纳德系统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最早将学习型组织理论化和学说化的是圣吉[3]，1990年他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务实》中，首次对学习型组织进行了阐述；1994年出版了实践篇《第五项修炼：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战略和方法》。系统论、协同学、控制论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存在的方式，模仿这些方式称为新的方法论。圣吉从系统动力学那里得到灵感，引用对世界存在方式最新的诠释（“三论”）来考究工业组织，并研发出具体的五项修炼。“三论”与圣吉的“五项修炼”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自然状态的协同、自组织成了圣吉的“团体学习、深度汇谈”。

 

系统方法把组织形成的动因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经巴纳德的系统分析，“组织不是起源于强权，而是起源于人们的自愿协作”。在巴纳德看来，经济目的不是组织形成的唯一原因，还存在着动机、兴趣、过程等非经济因素。

组建组织也需要系统方法，除了提供物质诱因、精神诱因的方法以外还有说服的办法、教育的办法等。一些组织之所以不能长久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协调的失败。

用系统的观点来看，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互为前提和相互需要。正式组织不同于非正式组织的地方在于其组织决策，组织决策往往由处于组织信息中心的经理人员来制定和执行。这样，个人决策与组织决策在经理人员身上以决策自由和决策限制的矛盾形式出现。

用系统方法来分析，个人与组织相互依存。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性的个体；独立性的个体在物理性、生物性、社会性上又具有一致性的本质，离开共性的本质不可能保证个体的生存。怎样才能既保持个体独立和不损害共性本质？通过个体和组织的协作来达到，通过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来达到个体目标。当整体目标与个人目标不一致时，即当协作行为的目标与个人行为动机向背离时，便需要增加在协作过程中满足个人动机的刺激物（诱因）。

系统观点看来，挑选领导人不能单方面看其业务能力的强弱，主要看其能否完成组织协调任务的品德，对经理人员的品德要求高于能力要求。经理人员的主要职能是协调，使组织实现能效。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在管理领域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首先，它批判继承了继承古典组织。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控制和人员配备；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直接的上司，对下的控制幅度不能超过7个人；给每个人以责任和权力。巴纳德对这些理论作了理论上的创新，提出正式组织、正式权力和正规的交流渠道。其次，他开创了管理的新方法。不再把管理看作自上而下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所有个体都参与的过程，一个协作的过程。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以“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系统动力学实质上源于系统论和控制论。维纳博士（Dr.Norbert Wiener）把自然界、社会领域的协调一致形成组织的行为抽象为控制论，开启了技术方法转变为管理方法的门径。圣吉对学习性组织的管理方法的研究运用了系统论、控制论和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在系统思考和理论务实之间架设了方法论的桥梁。

鲍姆整体性的观点，是对物理学整体性（wholeness）观点的扬弃，他认为当代思潮对整体性最大污染是分割性方法（fragmentation）。圣吉进一步把整体性的观点运用到管理领域，运用系统的观点提升团体学习。他认为，“最成功的企业将会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圣吉的一切模型和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新的思维展开的。

在系统观点看来，一个人的习惯性防卫并非仅仅是外界所逼，它是内因和外因共同造成的，是组织成员相互造成的。因此，成员首先要看到习惯性防卫的缺陷，然后从自身打破防御体系，走向开放，邀请别人共同探讨自己的设想。

用整体性观点来分析，建立共同愿景的核心价值对成员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它能使组织成员的潜力发挥到最佳。新型的领导方法不再是分割了的“参与式开放”或“反思式开放”，而是二者的统一，领导者实际上应扮演设计者的角色。

系统的观点对管理团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团队集合了组织的各种机能，尤其需要系统协调。管理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直线型的心智模式，每个心智模式都关注于组织的某一部分，每个人都会强调各自的因果链条，个体中整体图象不可能以整体呈现。各自的假设不同，充满着冲突和矛盾。用系统的观点设计团队学习，才能组合成企业的愿景、规划、方案。

基于组织发展的系统分析方法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实践方法上，使管理理论变得易于操作和系统掌握。但巴纳德运用这一方法解释组织起源时，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基本矛盾的方面。

 

 

七、 反映劳资关系发展的人性假设方法

领导是一种关系——麦格雷戈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沿梅奥之路，继续研究人性问题，并把成果应用于管理。不同于梅奥之处，其研究的对象是普遍性的，超越了企业中范围内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具体人性范畴。麦格雷戈发现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下人性是有本质差异的，故他以工业文明为背景于1960年出版了名著《企业的人性面》，以发展了的劳资关系为前提提出了著名的“理论Y”。他的理论的前提是：任何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他探索人性的逻辑是：科学假设方法既是物理理论的科学方法也是管理思想的科学方法；人性假设的科学性须有实验基础；人性假说的目的在于阐析新的管理方法，“参与管理”就是在“理论Y”基础上的具体“管理策略”。

麦格雷戈的人性假设方法以科学假说为理论根据。科学假说能预言自然现象，人性假设则能推测人性的发展。人性假设方法强化了管理思想的理论地位，说明管理理论并不总是在总结经验。

“权威方法”的理论假设的基础是“理论X”。“有效参与”的理论假设的基础是“理论Y”。为什么要提倡“有效参与方法”，因为工业社会人们之间已经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摆脱了“依赖关系”。

“领导是一种关系”说明对领导行为的考察方法论的变化。仅仅探究领导人的内在的固有的品质，是唯心主义的方法。领导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领导者的品质。所以，领导方法要建立在“理论Y”的基础上。

科学假说总被新假说所推翻，理论Y取代理论X是历史的进步。麦格雷戈把取代的基础定位在雇员与雇主的依存关系的变化上，具有历史现实的根据。但遗憾的是，他把理论Y看作终极理论，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科技管理方法论(6

八、融合科学方法的文化分析方法

管理理论丛林化的一个分支，是企业文化理论。艾德佳·沙因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探求管理的本质。这一研究方法受到了文化哲学的启迪和科学哲学的影响。沙因企业文化分析方法与亨廷顿世界文化分析方法具有相似性，只是论及范围不同。沙因企业文化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是融合了科学方法。企业文化的表象即组织的目标、流程、边界、整合等，这些受内在的文化本质假说所支配。文化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的规则是一样的，遵循证伪、扬弃、阻碍的过程。

从文化角度研究管理是西方管理思想新的视角。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受当代文化哲学的影响和科学哲学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与企业文化冲突本质上是一回事，这不过范围不同而已。但沙因对企业文化的量化研究引进了科学方法，举例具有经验基础。文化的分层理论和发展理论对于管理团队认清自己的深层次的假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假说、证伪、形成新的范式这一科学方法在沙因的企业文化研究中几乎可以找到，可以推测他的企业文化理论借鉴了西方科学哲学的方法，是运用科学演进的规律对企业文化的具体和深化。他对企业文化的变迁的分析值得经理人、员工学习、反省。

　　寻找组织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组织缔造者的力量和声望；（2）组织成员共同经历的事件及关系亲密程度；（3）组织取得的成功程度。文化是共同的，因此不能创造一种文化，只能施加影响并顺应环境的潮流。在文化变迁的潮流中与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组织成员在成功的过程中，内化新的要素，建构新的文化。

融合科学方法的文化分析方法对于组织的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一方法有其局限性，它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变革组织文化应从生产方式的大环境入手，组织积极顺应潮流，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九、　信息浪潮下的有限理性方法

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1]------西蒙[2]

 

决策理论学派是关于组织决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是赫伯特·A·西蒙。西蒙提倡的“人—机决策系统”涉及到计算机的作用。在信息浪潮下[3]，对“计算机能否管理公司”存在技术、经济、哲学三方面的争论，“这三方面都有极端”。西蒙在论述其决策理论之前首先表明态度：“我是技术、经济、哲学这三方面的调和者”，“我是个技术方面的激进派、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哲学方面的实用主义者”，“我相信计算机能执行人所执行的同样任务。”[4]西蒙确实进行了“调和”，他“技术方面的激进”是有保留的，既肯定技术的作用，又不赞成决定论，提出实用的“人—机决策系统”。理论上的论证涉及到权威决策、决策行为，西蒙把他的根据立足于“理性”、“理性限制”之上，内含“有限理性”方法。这一方法在现实中转化为“调和”、“实用”，在理论上类似复杂性思维。

有限理性的决策是权威决策，这个权威是人格技术权威和程序权威的统一，转为科技它是程序，在现代是计算机程序，转为人格它是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对人格技术权威和程序权威的信仰是一致的，否定其一则否定其二。西蒙继承了福利特的决策理论，认为民主尤其是绝对的民主与决策科学性不符，权威决策具有技术的合理性。在信息时代，权威被赋予新的含义，权威代表着技术和理性，也说明管理“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5]无论是人格技术权威还是程序权威都不应否定其作用，否则决策没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西蒙用“调和”的办法来处理对权威决策的争论，引入“人—机决策”。他认为高层可以跳出程序进入非程序，而中层和下层主要是适应程序。

有限理性方法在决策上涉及“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决策目标的方向，从事实要素出发的最佳方案往往被价值要素修正为满意方案。事实要素指的是决策符合科学程序和目标的事实根据。价值要素是决策的伦理要素，它把描述性的命题转变为“好”、“最佳”之类的判断。

从实践过程来看，“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是相互融合的，但对它们有必要进行区分，这一区分能使我们懂得决策正确性的含义，能使我们懂得政策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区分，[6] 也为权威决策找到了理论根据。把伦理关系的决策交给立法机关，把事实关系的决策交给管理机关，管理机关按照科学程序行事。

之所以提倡有限理性是因为决策受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决策的理性因素是指决策符和目的和科学的推理程序诸要素，包括运用“目的--手段”、“备选行为”、“时间与行为”、“知识与行为”、“评价与选择”等。理性限制因素是指限制理性达成的因素，包括知识的缺陷、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等。

有限理性方法与复杂性方法具有时代的渊源关系，都以信息科学为时代背景，前者思考管理决策问题，后者着重系统组织问题，但两者具有相似之处。

有限理性方法是一种可借鉴的方法，既看到技术理性的不足，又不完全否认它；既强调人的能动性又尊重客观规律。在借鉴这一方法时避免对“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作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划分。

为了弥补和佐证上述结论，现把西蒙自己对有限理性的意义阐述附后，西蒙表达了“管理人”决策，即人格权威决策的意义。

“管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管理理论，是关于意向性和有限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7]

过去二十年，心里学界出现了人类理性的一次大复兴，与此有关的讨论都是在认知心理学的旗帜下进行的。在此背景下考虑建立一个考虑人的真实特征的理性抉择模式是可行的。《管理行为》探求了从“经济人”到“管理人”理性决策模式的转换。这一模式体现了两个转变：（1）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则寻求满意——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2）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则满足于简化的事情模型。[8]

管理人这两个特征的意义何在呢？首先，因为他寻找满意而非最优，所以，他不用考虑一切备选行动方案，也不用确认存在着的每一备选方案便可以进行选择。其次，管理人不考虑一切事物的联系，只用相对简单的经验方法来制定决策，这些方法不会加重思想负担。[9]

 

十、 以成果为导向的经验主义方法

管理是一门学科。

逾期寻找恰当的组织形式，还不如学会寻找、发展和检验适合有关任

务的组织形式。——德鲁克

经验主义学派的管理思想方法论是从经验中形成理论，其奠基人物是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0]经验主义学派强调管理理论来自于经验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思维。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方法与实践决定认识的原理具有相似性；不同的地方是，德鲁克针对是管理领域，强调成果导向。德鲁克的“经验”来自于对具体的事例分析，在普遍性上不及“实践”涵盖之广阔。德鲁克的经验主义方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验性理论来立足于现实的根据、管理范式根据实践发展而建构、从经验中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法。德鲁克多以事例阐述哲理，其寓意深刻，具有现实的借鉴性。

 

经验主义方法提倡的是理论根据经验变化而变化，其现实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具体情况的变化。从经验中提炼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针对目前的情况，而不能看作是固定的模式。经济关系的发展决定了管理的任务由取得最大利益向取得发展所需的利益转变。社会关系的渗透导致了工商企业的任务考虑社会责任。组织进化出不同类型，服务性组织则不必以效率为标准。

实践产生经验，经验形成理论，管理合法性是这一经验主义逻辑的体现。管理职能化和管理人员职业化是组织发展的要求，这一要求在管理者身上体现出道德进化的集合，管理人员之所以能取得合法性在于其职能超越了个体的私欲，走向共有的利益。

经验主义方法另一体现是，管理范式根据情况而设。管理已经超越经济组织的范围，成为所有组织的工具，管理新范式的建构应考虑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

德鲁克从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方法有：对技术的自觉管理、有效决策、合理升迁、自我管理、建立创新性组织。每一方法都体现哲理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以成果为导向的经验主义主义方法强调经验对管理思想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真理的绝对性,在借鉴这一方法时要避免滑入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结语

1、现在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哲学方法论在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实践应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哲学方法论引导和催化管理思想并有助于管理思想转为具体的实践方法。科学理性方法对科学管理原理、一般管理理论、组织理论起到了思想的催化作用；社会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人假说、企业管理民主论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研究路径的导向作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于组织协作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具体方法的应用起到了概括和指导的作用；人性假设方法把理论X到理论Y的发展逻辑联系起来，使实践者借鉴理论Y有了方法论的导向；文化分析方法使人们更清楚了解到企业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能运用文化假说指导管理；有限理性方法使组织决策理论具体化为“人—机决策系统”；经验主义方法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了辩证的思维。

2、 按功能来划分，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激发管理思想的思维方式；第二类是指导实践的具体管理方法。第一类与时代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机械论、单一思维、复杂性思维、结构主义、系统论等都对管理思想的产生有过影响（文中有过论述）。第二类方法虽然具有哲理性的思维，但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如德鲁克通达绩效之途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对于我国管理实践具有针对性借鉴作用。企业管理应该学习诸如“对技术的自觉管理”（德鲁克）、“私利不再主导”（圣吉）等具体方法。

3、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之间各自相对独立，但也有内在的联系。科学理性方法以追求管理规律、普遍性、合理的结构为目标，类似于科学追求普遍的理性知识，它的优点在于以实证的可操作的方法为导向，使理论科学化，其缺点在于具有机械主义倾向，忽视了人文理性成分。社会分析方法弥补了科学理性方法的不足，以解决社会矛盾为导向，强调人际关系对管理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标准很难统一，常常受到忽视和攻击。系统分析方法似乎弥补了科学理性和社会分析方法的不足，它既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又有社会科学的视角，系统分析方法具有很高的哲理性（如福利特的方法），化为具体操作方法仍存在一些困难。人性假设方法融合了科学理性的成分，麦格雷戈明确强调了人性假说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一方法使管理策略有了目标，但毕竟是假说，与具体实践的结合还需开辟具体的方法。

4、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务实的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思想家一般都认为没有一种绝对的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法。沙因还明确提出文化分析方法的局限，因而把方法看作是一种设想、假说。希望管理者运用设想、假说中的思维去创造性发挥。实践者也很少声称运用了某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把哲学方法论看作是激发管理创新的手段。实践中有效的方法来自于哲学方法论的激发而不是套用。这对我国的管理有启迪作用。中国的管理思想家面对实践问题总是提出尽善尽美的理论框架，从老子的“道”，到现代的人本管理，无一不是力图解释所有的现象和指导所有的过程。有的管理理论还加以其他形式的影响力，结果在实践中思想与实践不一致的情况更多。所以我把本书看作是尝试性的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的探讨，希望对读者产生认识上的共鸣、评判，或激发实践的灵感。

5、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建立在效率规则之上，故其哲学方法论更适合于工业管理。以效率为标准，从严谨性来说，是可以判断管理方法是否科学。如游泳的规则以速度为标准，动作是否科学就能被判断出来；以下水持久性为标准，其动作就不遵从速度科学。标准不同，科学性就不同，这是管理科学的特点。所以运筹学、管理科学量化研究都是建立在效率标准之上的，离开了这个标准，就称不上科学。就目前而言，工业组织追求效率还不能改变，管理科学还具有效率标准的科学内涵。不过，新的苗头已经出现，对效率的追求的恶果是资源的逐步枯竭，社会和人们要求的是持续、公正的发展，与企业的效率至上发生了矛盾。管理思想方法论可能面临效率标准的动摇，其科学性随着改变了的标准将被重新制定。

6、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哲学方法论非常重视外因的作用，系统分析方法、文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经验主义方法都提到外因的作用不可忽视，把改善组织绩效的动力常归结为外力的推动。德鲁克甚至得出了管理不仅仅是对内的管理，还包括对外的管理。

7、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家考虑的主要哲学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关系问题。泰罗的分红理论考虑企业劳资关系、梅奥考虑整体上的劳资关系、福利特的建设性的冲突理论亦是围绕着劳资的关系展开的。

8、除了文中提到的七种主要的哲学方法论之外，还有一些其它哲学方法论（有待研究）。其它哲学方法论没有构成主流，故文中没有单独列章节来讨论。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总体上可以归结为12种（见绪论），其中11种思想分别归结为七种哲学方法论。阿基里斯的组织理论应该归为哪一种哲学方法论？在归属问题上很难划定，也难以把其作为独立的哲学方法，故在此对其哲学方法论的特点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阿基里斯的哲学方法论具有科学理性的特点，他挪用自然科学的假设、推测的方法。他把自己的以下定义看作是对组织和人格关系的假说：组织行为是一种基本的行为，组织是生命的一种基本形式；社会组织自形成之初就是两种构成成分，个人和正式组织（《人格与组织》通篇就是讲个人与正式组织的关系）；正式组织对个体提出的要求往往与人的个性张扬不相符合，正式组织往往使个人的目标追求感到沮丧、心理冲突和失败；个人为了适应组织的作用力，以反作用力的形式作出调整，如减少对管理层的依赖和顺从感、降低当权者单方面的影响、增加自我负责的机会、使自己的压抑情绪得到发泄（方式包括正面顶撞和对抗，以及被动地自我消解）；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非正式的组织以寻找避难所和精神支柱，在平衡中找到平稳的心理状态。[11]

第二，阿基里斯哲学方法论具有社会分析方法的特点。由于非正式组织的介入，个人和组织的矛盾就变成了组织的非正式和正式活动之间的矛盾。阿基里斯从矛盾的相互关系出发，得出关于组织关系的结论：如果一个健康的个体要保持最低限度的心理健康，要想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最大满足，他所采取的非正式组织的行为，是很有必要的。[12]每一个正式组织的特征（如命令式领导、严格控制和伪善人际关系）都会导致一个组织的解体，而非正式组织可以部分地阻止正式组织的解体。[13]

第三，阿基里斯的哲学方法论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个性与组织》的落脚点在于个性的自由，希望组织程序能够创造一个环境让个性得到自由而提高组织效率。通篇的逻辑结构体现了其人本主义倾向：正式组织的要求与健康个体的需要是不协调的；正式组织的原则会导致组织成员产生挫折感和失败感；员工为适应组织采取的行为，使自我的目标得以实现，却会妨碍正式组织的目标；

采取以实际情况为导向的领导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和组织的矛盾。但是阿基里斯的人本主义倾向是科学化、还原化的人本主义，对动机进行分解并说明每一动机的作用。

思考题: 科技管理的哲学方法论有哪些？

1、何谓科学技术？为什么科学是群体建制？

2、试述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关系。

3、你怎样解答李约瑟难题？（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视角出发，试论述“李约瑟悖论”及当代价值）

4、怎样看待哲学思维与民族发展的关系？（试论述雅典或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的重要成就及其自然观意义）

5、19世纪的科学发现对辩证自然观有何影响？

6、你如何看待自然简单性与复杂性？

7、怎样看待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8、科学革命的一般途径有哪些？

9、科技管理的哲学方法论有哪些？

10、论述现代科学技术负价值（效应）的表现形式、理论根源及防范对策。（张杨：《科学、技术与社会》p8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