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党史感悟党的创新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砥砺前行的历史。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创新始终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活力的基因密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奇迹般地在中国开辟革命新道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百年党史始终展现着一股感召人心、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无穷创新魅力。

一、从百年党史感悟党的理论创新魅力

回顾党的理论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之路怎么走、社会主义事业怎么干、强国复兴之梦怎么圆等历史性课题，引领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开创性、历史性飞跃，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第一次伟大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之路怎么走的历史性课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开展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寻求人民解放成了近代中国主旋律。此后近8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套先进思想和理论来指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新的思想武器。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由于革命初期党的少数领导人机械化、教条化地理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错误路线，使党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付出惨痛代价。在艰苦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始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容，为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有益探索和经验积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和奠基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中国的面貌，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征程。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和指导了中国革命事业，还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等名人政要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

(二)第二次伟大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和解决了社会主义事业怎么干的历史性课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积累了新经验。但由于僵化地、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研究，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政治生态紧张、社会经济发展一度出现混乱、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全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洞观时代大势，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著名论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崭新的一页，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迎来了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富裕的光明前景。

(三)第三次伟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和解决了强国复兴之梦怎么圆的历史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也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党内腐败问题突出、国际局势风云骤变、敌人打压遏制升级等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位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统筹世情、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深刻变化，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对人类命运的深刻认识，对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旗帜、把握主题、谋篇布局、总结经验、攻坚克难、兴党强国、奠基伟业，进行了划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用“八个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用“十四个坚持”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探究中国面对的现实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善、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彻底解决了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了一大步。展望新时代，站在“强起来”的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懈奋斗。

二、从百年党史感悟党的实践创新魅力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泉源。百年来，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同时，创新性进行革命、发展、改革实践，创造了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让世人惊叹于中国军队缘何战无不胜、人民为何凝聚不散、外交为何广结善缘、科技为何日新月异、经济为何加速腾飞，如此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不断推动的一项项实践创新。

(一)灵活高超、不拘一格的军事艺术让人民军队创造奇迹、走向胜利

回顾90多年的光辉历程，我军何以以弱胜强，从胜利走向胜利?问题的答案里总离不开“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几个铿锵有力的字眼。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像我军一样深知“剑不如人，剑法要胜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从1927年的南昌城头，穿越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走到深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今天，我军有一个鲜明的特质，无论走到哪里、处于何种境地，首先想到的是怎么随机应变、摆兵布阵，探寻制胜之道的脚步从未停歇。红军长征途中，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沿途无数道天然屏障阻隔困厄，红军将士时刻处于险象环生之境。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指挥员曾感叹，任何时候都不要和龙王比宝。宝是比不过的，只能靠自己灵活的战略战术去弥补。正是靠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创造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一次次击退追兵阻敌，突破重重包围。抗日战争中，陈赓设伏神头岭时，不少人产生质疑，认为不便于部队隐蔽、没有险要可守。而正是这不大理想之地，让骄横的敌人产生麻痹思想，陈赓的部队在此处歼敌1500多人。战火硝烟中，人民军队不拘一格，辽沈战役是“关门打狗”，平津战役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淮海战役则是“夹一个，看一个，吃一个”。正是靠着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军灵活使用兵力，扬长击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战争活剧，逐步改变了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从红军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三三制编配”，到抗美援朝时期的“零敲牛皮糖”……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形成人民战争理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世界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画卷和一个个闪光的战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对我军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升华与深入拓展，深刻揭示了战争指导中主动与被动的辩证关系，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二)广泛深入、密切细致的群众路线让党和人民血肉相联、唇齿相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国家长远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就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顺应人民的需求，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相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初心。陈毅元帅就曾感叹：“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坚持积极引导、民主互惠的原则，充分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实现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初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着手开展经济和其他各方面改革，构建完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了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的初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作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方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谋篇布局，完善体制机制，有效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和痼疾，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方略，聚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深入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充分利用群众智慧、制定解决方案、化解矛盾，推动事业发展;不断擦亮群众路线的政党本色，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革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日益实现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这一切都源于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高高地举过头顶，与时俱进走好群众路线、赢得人民拥护。

(三)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让封锁重围逐步打破、层层瓦解

社会主义中国自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极尽封锁打压之能事，采取了各种外交孤立手段，妄图将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一险恶环境，如何扩大交往、突破封锁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与欧美零和博弈、到处宣扬普世价值不一样的是，我党始终秉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对外交往之路，不断扩大朋友圈、增强认同感、提升影响力，一步步冲破封锁、拥抱世界。1955年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外交发出自己的强音，首创“求同存异”外交主张，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至今为国际社会所尊重、遵循和认可，也成为我国打破外交封锁、突出重围的有力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西方封锁包围中国的大背景下，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多数国家对中国并不了解，个别与会国家还抱有敌意。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驱散了一度笼罩在大会上空的乌云，一些对中国抱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从万隆会议结束到如今，中国朋友遍天下，已同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这充分说明，与万隆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已得到世界广泛认同。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在2015年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目前，中国同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如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有力的臂膀，为全球谋发展，为世界谋大同。

(四)兼收并蓄、稳步扩大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大地经济腾飞、生机焕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改革最先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先后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交所，开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征程。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面，1979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逐渐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城市和区域范围；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为开放城市；1985年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国务院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到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从深圳的率先对外开放，到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增长地带;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石。从以上改革开放之路不难看出，中国的改革路径选择明显不同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苏联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而是采取由点到面、先易后难的改革开放推进方式，创造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很好地规避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次贷危机等重大经济危机考验。40年来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丰裕、从贫困社会走向全面小康社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创新驱动”，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三、从百年党史感悟党的制度创新魅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阶级统治、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总是体现为一定的制度安排，社会变革归根结底是制度的更新和重塑。回顾百年党史，如果说实践创新是源头活水，理论创新是指路明灯，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大厦梁柱。

(一)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

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坚定不移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表明，这是最大限度保证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设计。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年复一年，展开代表委员倾听民意、建言献策的履职答卷，均可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鲜明特点。国际观察人士评价说，中国民众对全国两会寄予厚望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制度体系得到了民众认可，这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许多国际社会评价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式民主制度的成功”。西藏的珞巴族只有几千人，也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很多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不仅有民主选举的权利，而且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不仅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而且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防止了西方民主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让世界进一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旺盛生机、充沛活力和极高效率。

(二)党的纪律建设制度——永葆先进纯洁的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明纪律规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党章作出重要修改，使党章关于纪律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更加符合新时代党的建设迫切需要，形成了我们党在纪律建设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保证，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有力武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基础条件，成为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先进纯洁。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将“纪律”列为一章，提出了9条纪律，涉及组织、宣传、党员从业等。党的五大建立了党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目的就是要“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领导“厉行洗党”活动，把铁的纪律作为建军建党的基础。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内的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状况，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七大党章把党的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进总纲。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状况，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中央突出强调一元化领导，维护纪律权威，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统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党的纪律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重新强调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纪律要求，在十四大把“从严治党”写进党章，正式作为管党治党、严明党纪的总原则。2003年12月31日，党中央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党内制度和法规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先后修订、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纪律建设的制度法规越来越健全。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纪律建设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建设并列，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深化发展了对党的纪律建设的认识。

(三)一国两制重要制度——推进中国之治的伟大创举

香港、澳门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它创造性地解决了港澳和平统一问题，为保驾改革开放、护航中国发展提供了典型范例。20余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澳门回归后，依靠“一国两制”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历经风雨和考验。2019年，“修例风波”爆发，中央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迅速止暴制乱，使香港重回正轨，得到广大香港居民的拥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的“一国两制”框架下港澳治理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党中央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治港，依法治澳，根据宪法和基本法，通过立法、决定、修法等法定途径和方式，不断释放“一国两制”制度红利，有效应对和化解特区面临的金融危机、疫情和政治挑战，谱写了“中国之治”的时代新篇。在党的坚强领导深化“一国两制”，不仅是港澳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最大底气所在，也是港澳繁荣发展的巨大机遇所在，同时也是台湾前途命运所系。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繁荣富强的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开创性，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根本上探索了一条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面丰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极大地激活了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极大地增进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涉及各个领域的3000多项全方位改革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可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