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重温”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我们作为新时代党员，更应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仰，锻造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过硬本领。

一、重温两个重大决议，感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一是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建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总结。

（一）整风运动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甚至使党一度处于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思想还没有被清理掉，依然危害着党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党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抗日战争，一直忙于打仗，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比较低，亟需开展一次系统的思想教育。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演，随后一场围绕“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1943年9月起，整风运动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党中央开始着手梳理建党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思想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实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使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养大大提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拨乱反正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少部分人对确立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对“解放思想”加以曲解，肆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此外，为了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拨乱反正，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正式着手梳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重大历史课题。

《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表明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采取郑重的态度，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重温两个决议，深深感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永葆先进，重要原因就是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不仅善于总结发扬取得的先进经验，而且善于以科学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靠自己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决自身问题，充分体现了党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

二、重温三次历史对话，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忧患意识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1943年2月，苏军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战胜德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击败日军，这两大战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历史性转折。这个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运筹如何打败日本，而且在思考党走向何处。

（一）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1944年3月，中华民族进入抗战后期，胜利的大势越加明朗，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文章以明朝的政治腐败、直至灭亡，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并告诫人们以历史为明镜，不要重蹈覆辙。当时身处延安的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并作为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认真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给高级领导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历数党的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吃了4次大亏的教训，强调“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当年11月，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告诉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这次笔谈因为发生在甲申年，被后人称为“甲申对”。

（二）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1945年7月，党的七大刚刚闭幕，黄炎培等6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在黄炎培结束访问返回前，问他对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对话因为在窑洞中进行，史称“窑洞对”。

（三）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赶考对”

1949年3月，解放军已经取得“三大战役”胜利，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重温三次对话，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时代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正是靠着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安不忘危的底线思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历经风吹雨打依然巍然屹立。

三、重温四次重要会议，感悟中国共产党的无私民族担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口，而每次都能寻得“新路”、闯出“生路”、杀出“血路”，最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一）党的一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0年2月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让我们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陈独秀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创始人，两人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在陈独秀支持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先进分子，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展开调查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座居民小楼秘密开幕，由于会场暴露，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出席会议，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犹如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1919年，李大钊在《牺牲》一文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陈独秀曾经说过，“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在中华民族受奴役受压迫的至暗时刻，正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拓荒者的无畏姿态，以领路人的果敢勇猛，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引领后来人矢志不移将革命进行到底。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时年38岁。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先后为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二）遵义会议力挽狂澜于危局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追剿”下，刚踏上长征路就遭受了建军历史上罕见的惨败，在广西境内湘江战役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担负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率领下，面对几十倍于己的强敌，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过江赢得宝贵时间。陈树湘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雄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就在红军面临灭顶之灾时，当时被错误撤销红军领导职务的毛泽东依然从大局考虑，力争改变斗争策略和行军路线，党中央及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最终转危为安。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之后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凭借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带领中央红军先后四渡赤水、过金沙江等，粉粹蒋介石围歼红军的计划，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口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谈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在党和军队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民族担当扛肩上，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时期新道路

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混乱，短期内难以消除。突出阻碍有两个，一个是“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另一个就是当时提出和推行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处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经《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转发后，在全党全社会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提出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全会后，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策划的《邓小平文集》作序时写到，“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党的事业陷入危难、停滞不前之时，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且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四）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八大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5年后，党的十九大召开，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写入党章，确立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写入党章，使这一领导体制在党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下来。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扶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伟大胜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民心，扫黑除恶行动深受拥护，稳妥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贸、外交等各领域挑战挑衅，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保障等。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更能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能理解“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更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永葆政治本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