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坚守人民立场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

各位艺术家，同志们：

根据《市委宣传部关于印发<**市关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报道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下面，我结合自身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学习领会，结合全市文艺工作的实际，以《坚守人民立场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为题，与各位艺术家和同志们进行交流，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价值立场是文艺创作和批评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领域，尤其是包括影视剧创作在内的影像创作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错误消极的价值观。这些问题不是纯粹的分辨美丑的审美问题，归根到底反映出我们的文艺创作在价值立场方面的问题。

一、价值立场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

文艺的价值立场取决于政治立场。纵观古今中外，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没有超然于特定价值立场之外的创作存在。鲁迅在讽刺“第三种人”的“文学自由论”时论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 “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没有超阶级的文艺家，也没有脱离时代主题而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作品的创作者。

1938年，毛泽东发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强调：“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在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强调文艺价值立场的观点一直是主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更是从文艺意识形态性质的高度出发，强调时代赋予文艺工作服从革命需要的重要任务，提出党对文艺的要求和期待，“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即党的文艺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延安讲话的中心问题是文艺为群众服务以及如何为群众服务，社会主义文艺价值立场由此可以得到界定：第一，文艺服务于政治，这里的“政治”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文艺服务的对象即“群众”深刻地嵌入社会主义文艺的结构，成为文艺创作和评判的双重主体。第二，在文艺服务于群众政治的逻辑背后，文艺创作者和工农兵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彻底改变。具体来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创作者要以新的价值立场去规定自己的创作，要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文艺创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将来自基层的经验抽象为典型样板，通过树立典型来宣传新人新事，“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发挥典型的感召力；同时把符不符合生活真实与群众的审美取向作为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属于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社会主义文艺理应反映各个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理想与实践。因此，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事业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这是“大写的政治”“最大的政治”。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创作实践，在人民立场指导下，仅从典型人物创造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影视工作者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创造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工农兵形象。习近平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工业题材电影《桥》中，工人梁日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工厂为家，苦心钻研技术创新。作为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电影，《桥》为后来的工业题材电影和工农兵形象塑造确立了基本范式。电影《光芒万丈》中供电厂老工人周明英凭借精湛的技术修好了技术员都未能解决的发电机故障，实现全市的电力供应，展现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风采。1958年，谢晋导演的《黄宝妹》塑造了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女劳动模范黄宝妹的形象。在出访苏联、奥地利等国家后，黄宝妹模仿苏联妇女穿着连衣裙的风尚，引领了上海的“布拉吉热”，她本人也成为轰动全国的“时尚劳模”。在电影《李双双》中，性格保守的喜旺在妻子双双的帮助下冲破“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观念束缚，最终这对欢喜冤家齐心投入村庄建设。此外，为配合抗美援朝宣传，上海总工会电影放映队举办的“朝鲜前线新闻片巡回放映”一票难求。当《劳动报》发布这则消息后，三天内就把一个月的放映日程排满了。许多职工在看了抗美援朝战士的英雄事迹后，纷纷主动捐钱给国家造飞机和大炮，并救济朝鲜难民。上述人物形象既符合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标准，满足人民的审美体验和娱乐需求，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文化感召力，使人深受教益，通过那些与自己相近经历的人物形象及其经历，提升自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艺术修养。由此，充分反映人民生活、生产和战斗经验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不仅具有浓郁的现实气息与鲜活的生命力，而且通过积极向上的工农兵形象形象化宣传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激发了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反映了时代变迁，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准则。

二、价值立场偏差引发文艺乱象

以人民价值立场为标准，就能审视种种文艺乱象及其出现的原因。当前文艺创作的乱象主要表现为人民立场的偏移以及文艺创作者价值观出现偏差。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文艺创作的价值立场出现了多元化倾向。所谓多元，意味着文艺创作立场上犹疑、不确定甚至是在多元文化冲击下迷失方向，实际上会走向远离甚至背弃社会主义文艺价值立场。文艺创作手法可以多元，但价值立场不能多元。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价值立场围绕“文艺为了谁”的问题展开，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立场只能是人民立场。价值立场的偏移，必然会导致文艺创作出现问题。

一是在冷战意识形态长期影响下，西方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大量涌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消费主义产生负面影响，少数文艺创作者热衷于追求所谓“艺术至上”，在艺术探索与创新之外，更有甚者打着“创新”和“审美”的名义，对历史事实和人物进行随意改编或片面理解。于是，影视作品创作中帝王将相、后宫妃嫔成为歌颂或美化的对象，对拜金主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赢者通吃”逻辑贯穿其间的都市题材作品屡屡出现，种种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情况以及突破底线的篡改、歪写屡屡出现。在违背实事求是创作原则的指引下，人物塑造与历史、社会和人民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创作里，我们往往看到被歪曲的人民形象以及被夸张的苦难或丑陋，人民似乎成为被时代抛弃、被批评的对象。这种创作倾向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价值立场。

二是在经历媒介市场化十余年改革之后，我国主流媒体遭遇了由实体经济下滑而导致的广告收入断崖式下跌。包括影视剧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和传播的主阵地发生了转移，比如，影视剧纷纷转战民营视频网站，主流媒体的竞争力和文化领导力随之急剧下滑，资本逻辑横行。由此可见，在“粉丝经济”和“流量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价值取向模糊且缺乏思想深度的作品不断出现，主流意识形态“泛娱乐化”和“去理性化”倾向愈发严重，众多借助商业资本打造的“流量明星”和“网红偶像”开始出现并受到青年人追捧。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的文艺创作，极大地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人民立场的偏移往往意味着文艺创作者价值观上的偏差。习近平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作为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的文艺工作者，如果自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出现偏差，那么创作的文艺作品就难以发挥文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一是文艺创作价值观出现偏差。纵观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创作，每年产量很高，但以文艺创作深度挖掘中国之美，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多，甚至有些创作者以外来的创作经验为圭臬，对于创作要扎根中国本土并不在意，对西方影像生产和传播方式不加选择地随意搬用，这种文艺作品的“去中国化”倾向值得警惕。在这一倾向下，他们笔下会画出不像中国人的人物形象且“以丑为美”，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曲意迎合“市场趣味”的文艺作品大行其道。仍以人物塑造为例，如果文艺创作者价值观不能从思想深处认同人民立场，就难以真正了解历史，深刻体察人民的生活百态，更不会将“群众喜闻乐见”这一标准落在实处。这些文艺创作者对群众缺乏感情，对生活缺乏体悟，不关心时代发展的脉搏，只关心作品是否表达了个体经验，只在乎个人创作投入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那么他们笔下的人民形象只能是面目模糊，甚至被塑造为批评的对象。

二是文艺创作的话语权、解释权受到冲击。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格局的改变加速了“大众传播时代”向“大众自我传播时代”转变，文艺创作经由网络平台的加持而更显丰富驳杂。一些文艺研究者对这些现象处于“失语”状态甚至难辨方向，把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从“以人民为中心”置换为以“收视率”“点击量”为统计指标。当我们落入西方话语陷阱，社会主义文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融合力就无从谈起。当我们关于文艺的标准制定权和文化审美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些体现西方价值观、西方审美取向的作品就会裹挟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及其利益诉求呼啸而来，真正反映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文艺创作得不到充分生长，势必冲击党的文化领导权。

三、坚定文艺创作为人民的价值立场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创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深入人民群众、深入社会生活。

一是在文艺创作和传播环境都发生改变的“泛娱乐化”时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坚定正确的价值立场，始终以“文艺为谁服务”这一问题作为自己思考创作取向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延安时期生动的文艺创作实践至今，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始终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原则，向人民群众学习始终是人民文艺的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维度来看，塑造了大量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细节的文艺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影像创作既代表了中国文艺界建立一套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努力，也是揭开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关键一环，借助通俗易懂的影像，经过创造性转化的社会主义新人不仅书写了历史，也进入了几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帮助中国人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于今天的年轻受众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依然具有极高的文化感召力。比如，前述年逾90岁的劳动模范黄宝妹仍然活跃在社区，甚至通过网络平台为90后党员主讲党课。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黄宝妹等人不仅是影像世界里出现的劳动模范，更是新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

二是鼓励符合时代要求的影像叙述方式和传播方式，以期更好地反映人民尤其是年轻受众的文化表达。这既需要从政策层面自上而下地给予重视，也要从创作层面由内而外地真正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使文艺创作与民众生活真正发生联系。以近年来电视剧创作为例，《功勋》呈现了首次获得共和国勋章的八位功勋人物的爱国情怀，诠释了他们为祖国和人民献身的精神境界。取材社会现实的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人民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探索脱贫发展的方法，最终将西海固改造成“金银滩”，塑造了具有新时代精神特质的改革先锋形象。这些形象的精神标识不仅是舍生取义、为国捐躯，更是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和攻坚克难。通过展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伦理与经验，《山海情》为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做了形象化的阐释。《功勋》和《山海情》的成功首先在于创作实践了“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其次在于通过最大限度保留人物方言，生动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原汁原味地重现时代环境，拉近了观众与剧中人物、时代风潮的距离。

三是明确人民不仅是“人民文艺”的服务对象，而且应真正成为文艺的鉴赏家和评判者。1959年12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电影局在《大众电影》期刊开辟专栏《观众来信组》专门回应全国观众对电影提出的相关问题，逐步建立了观众的反馈机制。工农群众不仅是影像塑造的主人公和观看的主体，在监督和反馈领域也从未缺席。

对于当下商业化媒介来说，其实“流量”背后原本是具有生命力和主动性的受众，而不是收视率、点击量和评论量这些抽象空洞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首当其冲是受利润标准驱使。与此同时，对于年轻的网络原住民而言，生活经验的缺失和意识形态传承的断裂既使他们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也容易令他们形成精神需求上的真空地带。因此，这一真空地带的填补不仅需要创作者端正价值立场，有意识地塑造与时代精神契合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要重视受众在监督和评论中发挥主动性作用。比如，便捷的观看方式既为网民受众的监督和评论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有利于政府及时回应他们的合理诉求。以单元剧形式出现的主旋律电视剧《功勋》收获了不俗的好评，其中便包括大量年轻受众的反馈。在网络平台的“弹幕”里频繁出现“致敬英雄”的字样，也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在年轻受众中是有感召力的。在互联网时代，强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靠的正是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因此，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用好管好网上舆论阵地，不仅可以抵制以收视率或点击量为文艺评判标准的倾向，制约资本逻辑之于文艺创作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人民在文艺监督和评判领域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人民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同频共振”，完善人民管理文艺的机制。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引领中国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既向我们提示了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也回应了当下包括社会主义影像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所面临困境的解决之道——要坚信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无论这条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坚守创作底线，创作出具有正确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才是“文艺为人民”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