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教育党课：从古代监督监察中寻求破解历史周期律的秘诀

几年前一部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这样一幕：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动员易学习去做京州市纪委书记、以便对李达康实施监督时，易学习问道：“我来监督李达康，谁来监督沙瑞金?”这一情节发生在这部剧即将落幕之时，同整部剧一样，引发了大众对于反腐败的热烈思考，也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督监察?下面，结合学习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从古代的监督监察中汲取养分

监督监察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几乎伴随着腐败(包括权力腐败、贪污腐败等各种腐败)而生，同步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史记》记载，传说中尧时期的“共工”就很“淫辟”，舜时期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贷贿”的饕餮式家族，到了阶级社会的夏商周时代，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象被广泛记录在各个典籍中了。同时，统治阶级也在惩处腐败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监督监察。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监察制度不断设计创新，为有效监督提供了现实可能。设定了固定、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最初的监察机构，一般依附于一定的行政机构，监督工作受到很强的干预性。到了西汉，地方监察就不再与行政合署办公;曹魏时期，御史台首次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出现，标志着监察制度的逐渐成熟。固定、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脱离了行政机构的干扰控制，使得监察能够准确高效、相对独立运作，大胆地发挥作用。形成了有效的自我监督及相互监督。几乎所有的古代监察机构，不仅可以对其他行政机构实施监督，也可以对内部同僚、下级监察机构实施监督，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自身的纯洁性。此外，各朝各代往往还会设置并行的监察机构进行相互监督，如：秦汉的御史与司隶校尉、丞相司直，西晋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宋代多元的地方分级监察体制，明代按察司与御史巡按等，都是监察系统内部相互制约的反映。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巡视监察制度。历朝历代，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从未停止。汉初，专设刺史每年八月起代表中央巡行所负责的地方，于年底回京奏报；唐代监察御史除对尚书省六部监察外，兼负责巡按郡县，监察地方官吏；到了明代，派遣要员出巡已经成为了一项固定制度。我们在影视剧里所熟知的钦差大臣，其实就是一种对地方的巡视监督。这也是确保中央集权、防止地方权力尾大不掉的有力保证。

二是监察文化不断丰富发展，为有效监督提供了肥沃土壤。达成接受监督的有效共识。历史教训不断证明监察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并在统治阶级形成了基本的认知基础和共识，唐太宗“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的反思，历朝历代的“罪己诏”“求言诏书”等，均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自身接受监察监督的认同。这种共识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各王朝的寿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有限的促进作用。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其与“廉”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推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古代考核官吏著名的六个方面均被冠以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侧面反映了廉对从政的重要意义。廉的从政文化也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在社会上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廉者上、腐败下的社会氛围。推动形成有力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社会舆论构成了廉政文化的独特内容。社会大众自发地对贪官污吏进行鞭挞、对廉洁官吏进行歌颂，最为典型的当属民谣。民谣对于贪官污吏的控诉如：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对于清官，百姓从不吝啬自己的怀念：“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又如：“太守不归，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

三是监察内容不断补充完善，为有效监督提供了依据参考。对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权力腐败古已有之。为解决这一问题，历朝历代都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放在首位，并进行广泛监督，包括：对各项法律、法令、政令实施情况的监督，对各级官员在政治经济上违法犯罪的监督，对各种违反礼仪风尚的监督，对官吏以权谋私的监督，对军队军事行动的监督，对外戚贵族横行不法的监督，几乎无所不含、无所不监。对官员德行的大力监督。古人历来把官吏的德行放在首位，有着充分的现实考虑。一个德行高尚的人，绝对和贪污腐败没有关联，相反，德行低劣的人往往容易走向贪污犯罪。古代考察官吏，有举孝廉、为官必须为父守孝三年等等，都是重视德行的具体反映。对百姓关切的重点监督。任何时候，解决或缓和社会突出矛盾、回应百姓关切都是监督监察的重要内容。如汉代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解决的就是“田宅逾制”这一当时社会最突出、百姓呼声最高、意见最大的问题。

二、充分汲取古代监督监察的深刻教训

在中国历史上，凡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监督监察必然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凡监督监察不利、作用发挥不好的时候，必然是弊乱丛生、社会动荡的时期。古代的监督监察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正面的参考，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反面的教训思考，不可不察也。

一是皇权监督的缺失是造成监察失效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掌握着政策的主导权、千万人的生杀大权，在某些特定时间特定阶段，皇权还能受到相权和百官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但更多时候，只能寄希望于飘渺的君主贤德。君王圣明，则王朝延续，百姓安定；君王昏聩，则王朝衰败，百姓受难。尽管每一个王朝的创始人都告诫后世子孙，守天下要节制、要廉善，但靠个体的自觉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历朝历代的灭亡，有很多的原因，如：贪污腐败、诸王割据、外敌入侵等，但归根到底，都是作为皇帝的最高统治者缺乏有效监督、肆意妄为导致的衰败崩塌。这就是王朝兴替的根本所在。

二是中央集权的弱化是导致监察失效的重要原因。皇帝的奢侈享乐，往往是有限的，如果仅仅如此，未必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历朝历代的君主，也没有几个勤俭节约的。但自上而下监管的缺失，特别是中央对地方领导力的弱化，导致全国性的政令不通，却会造成监督的失效。例如东晋时期，监察方式不可谓不多，出现了行府州事、典签(皇权委派)等新的监察方式，意图通过上对下、中央对地方进行监督监察，然而，这一时期皇权衰落，门阀势力强大，地方监察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颇为健全的监察制度几乎沦为摆设。这启示我们，要想实行有效的监督监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做不到的。

三是监察工作的削弱是导致监察失效的直接原因。监察制度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削弱，特别是王朝势微时，往往不受重视，而受到削弱后，又无一没有导致监察失效、王朝灭亡。西汉晚期御史大夫不再担任监察职责，而由其属官出任最高长官，最高监察机关的级别被迫降低，间接导致了西汉晚期的政治腐败和王朝覆灭。在东汉初年，恢复了御史中丞的高级别，提高了政治地位，凌驾于百官之上，东汉前期一度“天下安宁”。

三、有效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古代的监察制度，对我们是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的，然而，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仍存在一定的弊端，绝对不能不加思考地全盘吸收，必须批判中继承、创新中改造、实践中吸收。

1945年，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封建王朝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主席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新路，指的就是人民民主。这条新路也为有效监督监察提供了可能。

一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犹若汪洋大海，必将形成有效的监督监察起到促进作用。古代也有舆论监督，然而相比而言，那是卑微的、无力的，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监督，愿不愿意接受全凭统治阶级的善心。而当今之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个国家，人民是最大的，所有的政府人员既是人民的一分子，更是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行使职权，接受人民的广泛监督。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纪检监察能够走出与历史各个王朝所不同的新路——广泛的、来自社会各界的、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

二是充分发挥集体统一领导的优势。在当代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不独哪一个人说了算，集体决策从制度上和设计上保证了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更能够接受监督监察、相互监督，可以更好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困局。

三是充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无数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堡垒往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有效的监督绝对不能光指望外部力量。我们党历来注重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的监察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搞好党内的自我教育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密切党同各方特别是群众的关系，充分听取各级的意见建议，这些都为有效监督提供了重要保证。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党的自身建设必须以赶考的状态，时刻在路上的姿态，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将有效监察贯彻到底。但我们相信，历史周期率的魔咒必将被打破在人民群众力量的汪洋大海当中!